中国教育直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中国教育的缺失，引发了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基础教育：我们缺少了什么? 
　　2005年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德国科学家，以表彰他们把现代量子物理学应用于光学研究，推动了激光、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其他光学仪器技术的进步。 
　　截至2004年，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 
　　为什么欧美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早在2001年度美国财政预算草案中，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高达853亿美元，其中约50％用于基础科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教育比我们更加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 
　　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是由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为了提高升学率，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对考试成绩的追求已达到疯狂的境地，死记硬背成了夺取高分的法宝。 
　　●高等教育：我们缺少了什么? 
　　我国的教育水平不够高，从体制上的原因来说，就是官办教育处于垄断地位，以及教育的计划经济成分过重。这种情况使得教育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教育不是向学生负责，也不是向市场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花了十多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会出现求职难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这样的体制也不会办出一流的大学，我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北大，拥有最好的生源，得到巨大的投人，在国际上的排名却远在三四百名开外。 
　　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教育所处的境地，归根到底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之所以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就是因为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教育也进行了许多改革，但就是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从整体上还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缺少良性循环机制。 
　　 
　　[应对措施——亡羊补牢]——李开复列举中国教育弊端：只读书成不了“人才” 
　　 
　　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所高校的学生邀请来京演讲。他向学生和中国有关教育官员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他说：“中国若想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国外。而若想有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同时，他还列举了中国学校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 
　　李开复说，让他最痛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滞后，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知识。“有些学生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 
　　在给领导的信里，李开复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很多老师，他们大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他们的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 
　　在美国的一流学校，创新和终身学习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为学生所仰慕。 
　　李开复说：“中国一些大学教授的薪资，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使中国师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更上不来。”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得到青睐被雇用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制度淘汰掉。唯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自己出类拔萃，才能成为“副教授”。 
　　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提升师资水平，师资上升使学生崇拜老师，学生的崇拜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导致待遇继续提高。 
　　 
　　[针刺文一]——世象法眼：从丘成桐痛斥中国教育弊端谈起 
　　 
　　国际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日前接受《亚洲时报》访问，集中谈论了他对内地教育和学术界存在问题的看法，振聋发聩。丘成桐说：“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与教育观察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 
　　内地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言必称洋，然而又没有学到西方学术与教育的精华。大学越来越大，一所大学动辄几万学生，似乎学生人数越多，大学就越有地位。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他们提的问题，令丘成桐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相当失望。”对于中国教授的素质，丘成桐认为：“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素质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实际上，内地学校与学术机构的官场化已经是明显的趋势。教授与官员套级、官员用公款“读书”，读硕士、博士课程，再请人捉刀代笔完成论文，成为硕士、博士，印在名片上，炫耀于市，屡见不鲜。这样的博士市长、硕士书记，与是否能够领导一个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无必然联系。正如丘成桐所批评的内地教育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位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的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素质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素质。” 
　　学校急功近利，学生也就缺乏理想。丘成桐指出：“中国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学生普遍的追求是赚钱和当官，这是人们都熟知的现象，社会风气如此，不能只怪学生。但是如果长此以往，肯定不是国家与民族之福。 
　　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官场化，则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延伸。工程师出身的中国领导人无法理解西方学术自由和独立教育对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没有独立思想的学术界和教授不能治校的教育界，无法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很崎岖。 
　　 
　　(摘自2005年9月6日《大公报》，有删节) 
　　 
　　[品评] 
　　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如果大学教育成为赚钱工具和媚俗的代表，那么大学教育就已经走向堕落。大学成为培训师爷的场所，变成政治意识形成传播的地方；学者不再是当年的知识分子，而是成为权力象征。 
　　大学是教育人如何为人和如何追求真理的地方，但是现在变成了赚钱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本来功能就受到压抑!一个精神价值失落的年代，当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出路在何方?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针刺文二]——制度之恶还是个人问题——折射制度问题 
　　 
　　王垠的困惑，反映出今天博士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根据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先生的统计，今年春天，中国在学博士生已达14.35万，培养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在美国大学中，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2所，超过600人的也不过6所，但是中国已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人数超过1000人，最多甚至达到1400人。 
　　数量上的优势，并不等同于质量上的优势。博士生培养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独立从事研究和创新的学术人才，而不是只知道机械性重复实验过程的“机器”。为了培养一名出色的博士生，不但要给他一定的学习任务，还要给他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以及一个完善的人格培养土壤。可是，这种培养环境，在我们这里竟然常常成为稀缺资源。 
　　在今天的中国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与理想目的相去甚远的弊端。一方面，今天的博士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但要完成自己的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还要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甚至承担与自己的研究并不相关的诸多导师的课题。这些课题有些来自国家科研部门，另一些则来自财源广阔的公司企业。 
　　坦率地说，责任不在王垠们的导师身上。因为在今天经济驱动力和学术功利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摆在导师们面前的选项其实不太多，有时候他们也是极为无奈的。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为了科研经费或者是论文发表数量，而四处奔忙。 
　　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把全国的学术刊物都拿来发表研究生的论文，也不能保证人人都发表一篇，能被SCI或EI采用的就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样的毕业标准依然没有改变。而且，随着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导师们为完成科研和经济指标，研究生成了导师的“小工”，或者导师无暇指导研究生而只好“放羊”。由此导致学生对导师和教育的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在强大的教育制度面前选择退学来表达不满，也许是弱者的无奈，但弱者的悲剧同样是作为强者的教育的悲剧，因为教育是应该让人充满希望和快乐的过程，没有希望和快乐的教育，必然预示着悲剧的结果。 
　　当然。再多的个人悲剧也不能说明教育就是一出彻底的悲剧，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的学子们在沐浴着教育的希望和快乐。然而，当我们反复听到或看到学子们因不满教育而退学的消息，心底自然会生出一种本能的怀疑：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我们能从教育里获得多少希望和快乐? 
　　 
　　(摘自2005.9.21《南方都市报》) 
　　 
　　[品评] 
　　王垠的出走，我们都有责任。我们和陈丹青、王垠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他们的难处，更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王垠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王垠就一点风险不冒，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王垠个人的私事? 
　　 
　　[针刺文三]——谁该为名牌大学博士街头乞讨负责 
　　 
　　继北大才子街头卖肉之后，如今又有更抢眼的新闻：南京某名牌大学热能博士陈某，居然当街行乞。据报载，他的博导老师称，陈某很聪明，理论基础好，动手能力也很强，学校当初对他很器重。后来由于出国未果、工作没着落，碰了不少钉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常常只做了几个月就因各种原因甩手不干。如今，妻子已离他而去，他坐在街头乞讨，自称“想过简单生活”…… 
　　国家培养一个博士很不容易，陈桌却匪夷所思地沦为“博士乞丐”，令人十分不解和惋惜。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博士生去卖肉、乞讨。虽然只是个案，但也绝对不是偶然现象。现实中，类似高才生找不到工作、无所作为的情况并不罕见，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找出其中原因，对人才的成长、培养与使用不无裨益。 
　　人才的成长与成功既要靠才能，也要靠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博士乞丐”来说，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从上小学到读博士，从学生时代到踏上社会，他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甚至纯粹个人的小圈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少与他人、与社会交往，也就难以融入群体，适应社会。特别是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挫折的时候，破罐子破摔，生活放任自流，不是想到国家把自己培养成高级专业人才，理当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去发挥一技之长，为国家、为家庭承担责任，做出应有的贡献，却选择了牺牲尊严、博人同情的流浪生活。这些，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一个人心态摆不正，心理出现问题，难有出息。 
　　古人有“以德御才”之说。这里的“德”，是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才”的发挥要靠“德”的指挥和驾驭，否则将畸形发展。甚至一事无成。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有很多学问。而最基本的要求应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把非智力因素看得与智力因素同等重要，既要教会学生掌握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又要注重良好道德品质与心理品格的培养，力争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步提高。可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教育，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方面下了多少工夫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反复强调德育的重要，但在教育实践中却有意无意地被大大忽视，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单纯的知识传授和应试教育。这样一来。出现“博士乞丐”和心理素质差的高学历者就不足为怪了。 
　　部分高级人才出现的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一味责怪甚至嘲笑他们“咎由自取”，除了要求他们端正心态，适应社会外，还要在用人方面多些灵活性和人性化，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学校教育和社会也该反思一下，对此应承担什么责任。如果用人单位能够增强爱惜人才之心，在用人上更“灵活”一点，还是可以发挥其专长，使其有所贡献的。此外，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今天，尽量开辟更多、更有效的人才通道，也可以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摘自2005／07／14《光明日报》) 
　　 
　　[品评] 
　　大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赚更多的钱，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否具有更加完备的人格。这位南京某名牌大学热能博士，居然当街行乞，而且还美其名曰“想过简单生活”，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强化练习设计] 
　　 
　　练习一：面对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各种弊端)，你痛心疾首，你义愤填膺，这说明你对中国教育发展有强烈的愿望，但是，静心思考，面对问题的出现，很多时候，我们除了批评还应该有(解决问题的)“建设性”建议。请任选以下话题作文： 
　　1．我心目中的学校 2．假如我是校长或教育部长 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4．为中国教育出谋划策 
　　练习二：北大才子陆步轩，几度沉浮后靠卖肉为生。北大硕士生武小峰毕业后待业在家卖糖葫芦……此外诸如“博士要饭”“博士下岗”“教授卖米”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一时之间，关注之声褒贬不一。中国大学扩招之后。人数剧增，到2005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已经高达338万人之众，他们的生存状态值得关注。请自定角度，自拟题目，就文字所描述的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结束语] 
　　 
　　我国的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也要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像教育界内部的监督，还有教育部门的冗员问题，等等，已超出了教育领域的范围。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难度阻力相当大。这些问题必须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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