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

　　汪曾祺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作家，而且是经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创作课“教”出来的作家。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多才多艺，金石书画皆通。汪曾祺小时候常看父亲作画，对他日后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去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这所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学府里，师从沈从文，学习了《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三门课，对文学创作有了浓厚兴趣。沈从文很赏识他的写作才华，曾给他的课堂习作以120分的出格成绩。在学习期间，汪曾祺创办了校内刊物《文聚》，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解放前，他的创作并无太大影响，只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集中，他较早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比如《复仇》中复仇人的心理活动，由蜜到花，到和尚，到白发，到母亲，到小货郎的鼓等等，通篇都是意识的流动，技艺娴熟，毫无生搬硬套之嫌。这篇小说创作于1944年，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只得由沈从文推荐在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刊载。
　　解放后，汪曾祺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下属的《北京文艺》和中国文联下属的《民间文学》杂志工作，与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有较多交往。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2年底，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正是在此期间，他的命运有了重大转变。1963年，根据江青的指示，北京京剧团成立了创作班子，对沪剧《芦荡火种》进行改编，汪曾祺是四个创作成员之一。在进行彩排时，江青认为词写得不错，问起词作者，才知道是汪曾祺。词中有一句“人一走，茶就凉”，广为流传，据说周恩来在一次布置工作时还引用了这一句。1964年夏天，北京举行规模宏大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芦荡火种》演出成功，受到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亲自观看了演出，并建议改名为《沙家浜》。由于改编京剧成功，汪曾祺的右派帽子被提前摘掉。但也由于给江青改编京剧，“文革”结束后，他又二次受到审查，真是祸福相倚，起伏不定。这十几年，他完全陷入政治历史之手的摆弄之中。
　　汪曾祺真正以小说确立其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他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立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震动。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仍然浓厚的历史条件下，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主编李清泉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受戒》标志着这位老一辈作家的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重操旧业”。此后，汪曾祺老树频发新芽，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他连续发表了《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代表性小说，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受戒》和《大淖记事》连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另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小说大都以高邮的旧时生活为背景，用抒情的笔调，以回忆童年为视角，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民间审美立场洋溢其间。在新时期的小说中，汪曾祺以他独特的语言和人物世界，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
　　汪曾祺作品集的插页中，经常出现一幅老眼上看、白眉皱纹大脑袋的照片，给人慈眉善目之感，迥异于鲁迅冷对千夫的横眉。再看他的作品，更觉像一位老邻居，整天在纸烟的雾中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一面，他还有很个性的一面。据汪曾祺的领导———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汪“才气逼人”，“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他曾经自己说，“在江青面前，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他的这种个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比如，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就是内容。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取笑那种“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的说法，认为这就像说“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他坚持认为“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从来不写长篇，最长的小说一万七千字，最短的如《虐猫》，仅六百字。他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很独特，只信服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外国作家，他不欣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而“终生膜拜”一个叫阿索林的作家，为此还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这篇文章本身也很古怪，六百来字，没有作深入分析，只认为阿索林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独特。这让人觉得这是他喜欢阿索林的惟一原因。
　　可能正是缘于一种独特吧，汪曾祺的作品总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分。《跑警报》便是一篇奇文。最先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有点不知所云，看了后，才知道是关于抗日战争中躲避日机空袭的。正如文中所言，“逃警报”“躲警报”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往下，就介绍了“跑警报”中西南联大师生的各种轶事奇闻：有用第六感觉先行预告警报的，有利用警报作小食品买卖的，有忙里偷闲谈恋爱的，更有运用逻辑学推理捡到金戒指的！最为叫绝的是不跑警报的两个同学，姓罗的女生，用锅炉房的热水敞开来洗头；姓郑的男生，竟能在隆隆的炸弹声中不动声色地煮他的冰糖莲子！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真令人景仰。两副对联的引用更是锦上添花：“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用数学名词的双关效果来描述空袭下的爱情，既浪漫又睿智，而“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以即兴的诗意来调侃轰炸的恐怖，简直是妙笔生花，把汉语和革命英雄主义运用到了极限。《跑警报》简直就成了联大师生与日机游击式的快乐周旋。
　　但也有一点疑问：为什么汪曾祺的空袭非但不恐怖，反而很有诗意，像在给我们这些和平时代的人做空袭生活的宣传广告？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空袭是相当恐怖的。1940年10月13日这一天，“炸弹爆炸的声音比任何一天都刺耳，白泥山被震得一耸一耸，树上的落叶纷纷雨点般落地，突然有人惊叫：‘学校中弹了！’”给校长看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被炸死，校长办公室被毁。为了保命，绝大部分人不得不跑。三位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校长要跑，“梅贻琦、蒋梦麟都选择跑，张伯苓虽然年迈体胖，能跑的时候也绝不留下”；残腿的华罗庚总跑在最后；费孝通的家在妻子临产时被炸，他不得不背着妻子四处到农民家中求助。在汪曾祺这里则不同。单从文字上，我们也看不到一点恐怖的影子。比如写郊外马尾松那一段：“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字里行间不像在躲避空袭，反而像在谈恋爱，一种悠然自得、见物生情、世界多美好的感觉。《跑警报》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相似，经过回忆的过滤，把残酷的生活写得温情脉脉，把恐怖搞成了狂欢，与40年代众多的“见机而作”的国防文学相比，与那些愤怒的声讨和悲痛的呼喊相比，它充满了轻松愉快和浪漫情致。
　　对空袭的恐怖有如此诗意的感受和描绘，不能不说与他的生活经验有关。汪曾祺对昆明生活一直有美好的印象，一是在那里经历了青春时光和消闲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当时颇有才气，按他儿子汪朗的说法，“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还有一个女生和他的关系相当密切”，尽管有情人最终没成眷属。同时，他是当时学生中“泡茶馆”的能手，有《泡茶馆》一文专写此事，说他有一门哲学课的考试卷就是在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的，还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二是在学业上遇到了沈从文这样的知遇者，正是在沈的指引和影响下，汪曾祺踏上了终其一生的文学道路。昆明既可以看作汪曾祺人生道路的一个美好起点，又可以看作他人生理想的一个归宿。据统计，汪曾祺的全部作品中，有关昆明的小说9篇、散文12篇（包括《跑警报》）。在后来的《翠湖心影》《昆明的雨》等文章中，对昆明早年生活的回忆，美好和舒适的感觉跃然纸上。作为一个普通人，长久地在内心中存留这种美好的人生回忆是自然而然的。
　　在性格上，《跑警报》所演绎的那种中国平民惯有的“不在乎”态度，及它所散发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样符合汪曾祺本人的性格。他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对生活却始终充满一种乐观主义的平民化生活态度。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对民间审美观念的认同，使他从民间吸取了这种“不在乎”的营养，使他能从复杂的时事中解脱出来。正是那些日常琐事和普通人情，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与灵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凡的人性美，成为汪曾祺作品最突出的特点。《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和陆鸭，《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故里三陈……一个个都活脱脱，仿佛是身边人物。《跑警报》中的人物同样具有这些角色的影子。
　　在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恐慌之后，再来看《跑警报》中的西南联大师生，不能不生敬佩与仰慕。在那硝烟弥漫、大敌当空的时代，中国人能处惊不变，镇定自若，甚至“恐中作乐”，真是羡煞我辈。
　　讲述战争年代的非常历史，发掘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意，宣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总结中国人“不在乎”的民族心理，无论哪一方面，《跑警报》都是令人叹服的。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