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浩浩：大江东去苏东坡，海阔浪高余秋雨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当代还是古代，能被称为开一代风气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先说古代，唐宋两朝，是中国文学最为繁盛的年代，文星璀璨，华章无数，但纵观整个唐朝，最杰出的诗人当属李白杜甫，而我个人偏向于潇洒不羁飞扬跋扈的李白，他的诗歌是唐朝文学的巅峰。到了宋代，讲究“理趣”的诗歌已经退为第二位，宋词才是整个宋朝文学的代表，那么宋代最杰出、称得上开一代风气的词人是谁呢，这个问题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正是四川苏东坡。
　　说苏东坡，先要说一说词史的流变。词这一文学体裁，非宋代才有，唐李白就写过两首词，一首称为《菩萨蛮》，一首唤作《忆秦娥》，因此李白被奉为词家之宗。当然李白之前有无唐人写词，这肯定是有的，但他们影响力不够，称不上宗师。到了晚唐五代，词这一文学体裁就非常流行了，这个时期的词作被称为花间词和南唐词。花间词的主要代表是温庭筠、韦庄，二人皆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略有不同，温词秾艳华美，多给宫廷嫔妃演唱；韦词词则疏淡明秀，其他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仅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气势不阔，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我们想象一下，在繁花香蝶、金玉琼銮之间穿梭的词作，格调会高到哪里去？那么随后就出现了南唐词，词人代表是五代南唐两主李璟李煜和元老冯延巳，他们终日纵情声色犬马，不图进取，词作多有颓靡浮艳的浓重色调。只有后主李煜的词，与花间词相比，境界有所扩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词风较之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甚至自己的父亲李璟，境界与气势都有所扩大，但李后主仍不算是开一代风气者，只能说是承前接后，一个使词风有所变易的杰出词人。整体上，晚唐五代的词属于贵族词，当时，词这一文学体裁还未正式走向民间大众，那么这似乎在预示着、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开一代豪放与旷达词风的苏东坡。
　　在北宋，苏东坡之前有个叫柳永的大词人，他让晚唐五代词稍微贴近了大众，因为他出生卑微，词作也只写承平气象和羁旅之思。不得志后干脆写些才子佳人情郎情女，格调可以想见，至苏东坡出现，这种词风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宋代学者胡寅对此的评价最为恰当，他在《酒过词序》里写道“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花间如古时衙门中的使唤公差一样低微，柳永不过也似卑贱的仆人一般。花间、南唐派词风，在苏东坡面前顿时黯然失色，小气萎靡了许多。这也正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里所说的一样：“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如天地奇观，倾荡磊落，确实可以形容苏东坡的词风，他的词风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豪放。苏轼词的豪放，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盛赞过：“世言东坡不能歌……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苏词挟带着天风海雨之势，可见其气魄与胸襟，是何等豪放不羁。这种风格，至《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完全体现了出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单此一句就足以震烁古今，气势如江翻海倾，那种雄迈伟岸的胸襟，寄慨遥深的思绪，接千载而通万里，每一个字都如惊涛骇浪般撞击着后世读者的心灵，词作的瑰奇壮丽、豪迈辽阔之境，宋代以降无人匹敌。
　　一是旷放。苏轼另一种词风正是旷放，而形成这种风格正与他天生旷达幽默的情怀有关，这种旷达词风也是苏轼首创，清代学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里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写的就是苏轼的旷放风格，代表作如那首“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无云留迹”亦名为《念奴娇》的词作。事实上，苏东坡的婉约词亦不输于前人，豪放、旷放之词更是信手捏来，真正地开启了有宋一代的词风。宋词境界也因为有了苏东坡而为之一变，后来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晃补之、贺铸，甚至豪放派另一名将辛弃疾，亦模之习之，却无人能过之，苏东坡但开风气不为师，天下却尽师之，是为一代宗师。
　　二
　　文脉千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江山代有人才出，苏轼开宋词风气，这一历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也无法动摇。事实上，每一种文学体裁诞生并发展后，都会有开风气的人出现，赋有司马相如，论有贾谊，骈文有庾信，唐代散文有韩愈柳宗元，那么当代文学，也就是清代以后、五四以后到现代，真正开文学一代风气的人有哪些呢？鲁迅是其一，他的杂文匕首投枪，所向披靡，确实开杂文一代风气。小说开风气的人呢，可以说是钱钟书沈从文他们，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该算在其中。现代诗歌开风气的人可以说是徐志摩等人，郭沫若还算不上。至于开散文一代风气的人，还真不好找，林语堂、周作人、汪曾祺他们算么？他们不是提倡闲适就是崇尚幽默，不是流于闲情逸致，就是耽于平庸琐事，笔触所及并不高远，眼界也不开阔，属于明清小品文与西方绅士散文的一种融合杂交物，缺乏黄钟大吕的风格，缺乏惊涛裂岸的气势，缺乏悲天悯人的关切，缺乏行路万里的虔诚，缺乏大江东去的豪情。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散文沉寂已久的天穹上，横空出世了一位开启一代文风的散文家学者，他，就是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所创新的散文文体，被学术界文化界称为“文化散文”，这种散文气势磅礴、豪迈苍凉、雄奇沉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忧思豪壮的名士风度，悲天悯人的学者情怀，在文章里，余秋雨先生与读者一起寻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故乡。一篇篇“文化散文”在余秋雨笔下流淌，正如宋词到了苏东坡手中，一改柔靡之风，变得如塞外黄沙漫漫、江川之水奔腾，势如五岳凌云，气吞万里河山。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确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给当代散文的长流注入了刚劲的力度和遒劲的气势，洒脱而奔放，文风一启，则跟风者无数，正如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以及词人秦观，皆投苏东坡门下，极力模仿他的词风。
　　南宋学者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里论及苏东坡的词，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可见气势壮阔的“大江东去”四字完全成了苏东坡遒劲词风的代名词。那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风格，应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引一段余先生的文字，那段文字不是余先生散文中的篇章，出自余先生《山居笔记》台湾版的后记里，大陆文汇出版社第一版第366页也能读见。那次，他是受邀去台湾巡回演讲，因签证繁琐，停留香港，一人独坐在滨海的一座大厦边，远处海风天浪。从台湾回来后，余先生这样洒脱地写道：
　　我坐在奔达大厦的石阶上，一手搭着箱子，箱子里装着《文化苦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话，长长的苦旅，我从古代走到现代，一下子走上了绝路，没有荆棘，没有险谷，没有陡坡，却是真正的绝路。一箱子的家常闲话，一箱子的窃窃私语，讲的全是有关我们这个和我一般气喘吁吁、体力不支的人种，想在大海的对岸，找到对谈者，但人和话语都困住了，我坐在石阶上，海阔浪高。
　　从古代到现在，历史与文化，荆棘与苦旅，余秋雨先生一路走来艰辛而潇洒。现在他面对着茫茫大海，希望找到晤谈的对象，可眼前只有蓝天碧涛，鸥鸟飞翔，余秋雨先生只能轻捋衣袖，独自坐在石阶上，遥望远方，远方所及，海阔浪高。
　　这是何等辽阔的画面，这是何等洒脱的意境，海天茫茫，浪阔风高，这不正是庄子所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么？苏东坡可用“大江东去”四字概括他的词风，余秋雨先生也完全可以用“海阔浪高”，这一出自他文中的词，来概括他“文化散文”的豪迈风格和天地与立的文化激情。那段文字，显然是余秋雨先生不经意流露的，一本书的后记，往往只是收尾时作者向读者的淡淡倾诉与娓娓交心，谁也不会在写后记时投入创作时那燃烧般的热情。可正是这不经意，却让我们完全了解了余秋雨先生伟岸的人格、大气的文风以及虔诚的学者关怀，他的手写了他的心。
　　这里有一段插曲，我在写《山长水阔知何处》中《人生如梦》这篇文章里，就遇到一个难题，把苏东坡被贬的原因、乌台诗案以及黄州经历写完后，如何收尾呢？我想到了余秋雨先生在台湾版后记里的那段话，他的那段文字给了我一个意象，一个灵感，我在引用《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文章结尾时这样写道：
　　黄州带给苏东坡的是宽容是大气，是成熟也是平和。有了这份独特的人生经历，苏东坡面对以后的磨难将一往无前，不会再有任何畏惧。你看，惠州不是在远方么，海南更在远方，这是他将要去的地方，而此时没有人能参透这一天机。苏东坡所要接受的磨砺似乎才刚刚开始，这是人生对他的考验，也是他作为宋代文坛一颗最耀眼的星辰所必须承受的命运。风高浪阔，苏东坡还屹立在江边。他已有所预感，他的旅途即将开始，会由黄州越过万水千山，绵延到更遥远的地方。
　　我写的是苏东坡在承受人生磨难之后，面对黄州赤壁和万里长江时，衣袂飘然神态自若的气度。然而，那时我脑中想到的却只有余秋雨先生，风高浪阔，苏东坡还屹立在江边——我看似写苏东坡其实是写余秋雨先生。余先生坐在石阶上，遥望大海，风声海潮，衣袂飘然，白鸥远翔，这等意境与意象如何忘却得了。而那句“海阔浪高”的豪壮意象与苏东坡的“大江东去”竟是如此的接近、如此的相似。一个散文家杰出不杰出，其实只要看他对文中几个字或者词的处理上，当代的散文家中能写出“海阔浪高”这一意境与胸怀的作家，我看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至于我辈，只能撷余先生一二罢了。
　　当时写完那篇文章结尾的最后一个字，我竟已泪湿眼角。记得三年前，余秋雨先生曾题赠我回忆录《借我一生》，扉页上竖着手书“宋浩学弟，忘年知音。乙酉年春余秋雨”十五个浸着魏碑风骨的题字。当时我还没用宋浩浩这个名字，余先生写的是我的原名。那次，我只是送给余先生第一本自己不成熟的散文集，并和余先生探讨了对文化散文的理解与创作现状，没想到余先生如此以礼相待，竟称一初出茅庐24岁的青年为学弟，这显然是让我感到惭愧和不安的题赠。当初我以历史散文为创作主业，也完全是受了余秋雨先生散文的影响，学弟之称是绝对受之有愧的，知音也许我还算一个吧。现在，我更是发觉，为什么越是宗师大家，越能礼贤下士呢？正如当年学者陈子谦教授研究钱钟书先生，要写一本《钱学论》，钱先生在给比他小五十多岁的陈子谦教授的信中，居然称其为“子谦学人我兄著席”，本已是父辈的钱钟书先生称呼晚辈小子为兄，这是何等的礼贤下士啊，这又是何等的感人！相信陈教授当初见钱先生的信函，也一定如我这般，觉得受之有愧、坐立难安的。游心昨日驰翰墨，曲水明朝可流觞，余秋雨先生、钱钟书先生，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水阔山长，江水泱泱，到了那个份上，他们真的已无所求，而恰恰也只有余先生钱先生这些人格高尚、襟怀坦荡的人，才能真正走到艺术和文学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