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经验的转化

　　艺术经验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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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岳麓书院演讲笔录
　　江堤　整理
　　袁秋萍　外文译校
　　朱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和各位湖南爱好文艺的朋友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能应邀来湖南访问十天，而且今天特别能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跟大家见面。不过，今天的这个场面，一方面有电视转播，一方面现场放眼一看，好多朋友坐在风中、雨中，“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掌声）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待会儿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因为看下来好像我面对一个花园，都是青色蓝色的花朵。我一生演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面，可以说，一定是将来最值得记忆，然后我回到台湾去也最值得向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形容的经验。今天上午好像要放晴的样子，结果后来又下雨了。后来，朱院长告诉我说，上一次余秋雨先生来演讲的时候，也是下雨。可是余秋雨先生去台湾演讲，也到我教书的中山大学演讲，那天却是很天晴，非常晴朗。那么，两位余先生的演讲，都是要在风雨之小。不过，我觉得有点冤枉。因为余秋雨先生他自己就叫做秋雨，他碰到雨是应该的，我的名字叫光中，我没有看见阳光，只看见镁光。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一个人说，你这个题目我不太懂。所谓艺术经验，包括写出作品来，包括文学，也包括绘画或者音乐。文学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些经验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音乐，甚至雕塑，甚至建筑，这些美的艺术，都可以互通。比如，诗人写了一首诗，那么画家把它画成一幅画；或者小说家有一本作品，被拍摄成电影。这些艺术的转化在文艺的天地，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想起在文学的主张这方面，19世纪以来，有所谓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凭对生活实际的体验来写作品，这是一种写实。不过呢，我们这个世界愈来愈广阔，而且，因为媒体的关系，要变成地球村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凡事都要亲身去体验才能来写作。很多种题材，可以通过比如报纸、电视、广播、新闻，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可以提供我们新的写作题材。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么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在里面。在我们的心灵活动之中，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知识，你当然要懂得一些东西；第二是经验，你必须体会人生，经历过这件事情；可是，有件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第三点，是想象力。知识、经验再加上想象的组合，才产生一件文学的作品。
　　我们现在在岳麓山下。比如说有一篇散文要描写登山。山有多高？地质怎么样？牛态、植被有什么特色川］名从何而来？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传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性的范围，我们最好尽量能够把握。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是样样都用得着。知道最好，不知道，往往会出错。可是，最重要的还是登山。登得山去，去体会峰回路转，去观赏古木寒泉的风景。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什么都是空的。可是，如果仅仅有经验，当时没有好好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事后也没有回味，没有咀嚼，恐怕还是不够。其结果，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很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地方志，或者是新闻稿，或者是调查报告，或者变成报告文学的一例。可是，你真要写得生动、有感情，那可能还需要第三样东西，就是想象。想象当然并不是胡思乱想，是要凭着物理、世态、人情来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常识的范围，来把自然加以重组，作更自由而巧妙的安排。所以，有一位法国作家叫夏赛奥，他说过：艺术是什么？艺术是造化、加速、神明、放缓。他的原句是这样的：“Art is nature speed up and God Slow down”。大自然你把它加速了变成艺术，神明的作为你把它放慢了，好像慢动作的电影，成为艺术。艺术是介于自然与神之间的一个东西。所以想象是艺术的特权，真理的捷径。所以，写诗，写散文，我们用一些比喻。有的是明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幻喻，还有夸张、拟人、象征，这一切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的想象。那么，这些比喻都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模仿，不过是同情的。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其中《钴拇潭西小丘记》有一句：“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这还是散文的范围，然后第二句就有比喻了，“其嵌然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他说，怪石头互相重叠，好像牛马一路下山，来溪边喝水一样；有的是很尖锐的，冲然角列而堆叠上山去的，又好象熊罴，野兽去登山一样。第二句的比喻除了登山的经验，登山的写实之外，又有想象。把山石想象为牛马、想象为熊罴，这就是艺术的手腕。
　　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山中传奇》，是在香港教书时（写的）。我的宿舍在山上，山下是海。在山与海之间，有一行松树——很美的松树。每天，落日从西边下山，落到松树林背后去。我就说：“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怎么说呢？落日下山了，它走了，可是它留下一样东西，就是晚霞。晚霞是长长的，好像落日签的名。这是大自然的景色。可是，人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支票上签名。然而签名也许支票必须在一年之内兑现，有效期间是有限的。那落日签的名，签得很美，签的晚霞，一截，断霞，可是，也是有有效期，有效期间是黄昏。黑夜来到，“签名”就不见了。所以，用人事来解释大自然，这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创造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他的一篇论文《诗辩》中曾说过：“想象所行者，乃中和之道。”想象的运行要靠中和。理性重万物之异，想象重万物之同。我们的理性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重万物之异，而想象呢，则强调万物之同。只要有两个东西，只要有其中一点能够相同，就能够打比喻，我们的想象就能够飞跃。李白的诗句说，“月下开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好像天上开的一面镜子。云从海上水平线升起来，好像海上盖了一层楼。这就是把月跟镜子，云跟楼的相同一点叠合起来，成为一个比喻。所以，想象强调万物之同。这个“同”，不一定是月亮跟镜子，世界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一点相通都可以作比喻。林语堂有一次演讲。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放心，我个天的演讲也不会太长（掌声）——就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掌声）你想，演讲跟迷你裙有什么关系？天南地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一刹那的想象之间，是有一个“短”的观念。演讲要求其短，迷你裙也要求其短。于是，演讲像迷你裙。这就是想象的一种创造。所以，我刚才讲登山的一篇文章，除了要对这座山有所了解，历史、地理的背景之外，当然要登山。可是这两者还不够，知识加上经验还是不够，要加上想象，所以我们的古典文学才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把敬亭山人格化了，敬亭山看他李白也愈看愈顺眼。所以辛弃疾也会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都是一种同情的想象。
　　那么，我刚才讲，从19世纪以来，文学的大道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造的观念。可是，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写实的，不能够亲身体验的。像我们古典诗里面的闺怨诗。西方的情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情诗呢，往往描写一个女子的闺怨——在古典诗里，可是写的人却是男子，是李白这些人。男子凭什么来写闺怨呢？那是他有同情的想象。比如说张爱玲写小说，她会写男性；白先勇写小说，会写到女性。他们又不能变成异性，可是凭着对于异性之观察加以了解与同情，那么就可以越过写实的门槛，而进入想象的世界。像苏东坡的诗《七绝》①，他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有人挑他的毛病说：苏东坡对于鹅有偏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鹅就不能先知呢？他没有想到，苏东坡的这首诗是看了一幅画，是惠崇所画的《春江晚景》。那幅画里面应该就是鸭。苏东坡他可能心中也有这么一首诗，不过要看到惠崇的画，才激发出他的灵感，写出这首诗来。那么，画面呢，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经验之相通。画家的经验可以通于诗人的想象。所以，我们看很多名画上面有人题诗。不一定是画家本身，是一位诗人朋友，看了这幅画，他来题一首诗，这两种艺术经验就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相映证。
　　①苏轼原诗题为《惠崇〈春江小景〉》。
　　我再用西洋的艺术来作一个例子。西洋的绘画比起我们中国的来，大致上说来是比较写实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印象主义出现之前。印象主义就是比较超过写实，来捕捉光对于世界的作用，尤其是莫奈（Claude Monet）的画，凡·高（V．Van Gogh）更不一样。可是在19世纪之前，西洋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贵族，他没有照相，可是他的家人要流传他的面容、体态，所以要找宫廷画师来画，这是写实的。至于民间的画家要画乡野节庆、市井小民的生活，这也是比较写实的。可是西洋的绘画里面，有很多是不可能写实的，包括历史的场面，包括宗教、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然后来作画。我就拿文艺复兴的三大师之一达·芬奇，LeonardDa Vinci（来说）。他的画我想大家都看过，至少看过复制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也就是绘画之中最有名的一个女人——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所画的是一个人间的女子，是一个富商的妻子，叫做拉觉科因塔，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位女子坐在他的面前，给他画，那是相当写实的。是不是完全写实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微笑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幅画——，（比《蒙娜丽莎》）那大得多啦——叫做《最后的晚餐》。我想人家都看过复制品的。“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跟他12个门徒，在耶稣要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星夜·马可福音》的14章13节以后的几节。那是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于是，12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稣也不说明。耶稣说，是你们问个人中间跟我同沾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在西洋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门个使徒里面哪一个出卖耶稣，只要找到一个人，他的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达·芬奇的画上——很大的一幅横的画，画在教堂的餐厅里面——耶稣坐在中间，他的12个门徒，6个坐在左边，6个在右边，左边的6个分成两个小组，3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方为惊叹。耶稣在中间，他左右共有4个3人小组的一个画面，神情非常惊讶，耶稣有一点哀伤。可是，这幅画，师徒13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很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一个方向呢？当然，中国没有问题啦，圆桌子当然就是360”，可是耶稣跟12个门徒都是面对着观众——在画面上，同时他们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相对，所以这不可能是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这样的安排。你找“最后的晚餐”这种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叫做雷克鲍茨。他比达·芬奇要早40年画这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是画一张方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儿，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打横的两边，各有3个门徒，这样一共10个，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13人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最后的晚餐到底是怎么坐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象，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那么，宗教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
　　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与圣婴，Madonnaand Child。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就比较胖；他的模特儿是瘦瘦的，画出来的就是瘦瘦的。像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胖的，像艾尔格瑞科——西班牙的大画家，他画出来的，圣母也好，圣徒也好，都是比较瘦的，那是不可能来写实。
　　西洋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圣·乔治是St．George。基督教有很多天使。天使里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一个是圣·麦可，一个是圣·乔治。这位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见一位少女被一条恶龙所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圣·乔治就策马提他的长矛去斗这条恶龙。这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画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她屠龙——把龙杀掉。圣·乔治在画面上穿着白袍、青甲，面貌姣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当然象征纯沽。圣乔治以这样的姿态，挺起长矛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不过，那条恶龙并不怎么吓人，也不很长，也不很邪恶；那匹马好像也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好像说）有侩子手。那条龙也不是很怕人。总之，这个画面好像并不是一场恶战。而背景呢，风光明媚，好像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的场面。这是16世纪的画。到了19世纪的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法国旅行，一百法朗的钞票上就是这位画家的像——德拉克洛瓦（E·Delacriox），他的一幅画叫做《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革命》，自由女神率民而战。这位画家他也画了圣·乔治屠龙。是在两座山壁的峡谷之中，那匹马是红鬃烈马，那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条龙非常庞大，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紧张，举手好像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成为一个对照，同样一个画题。所以，很多题材不可能用写实手法来处理的。
　　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生活经验把它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求灵感，寻找启示，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自己写作那么多年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要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经验的，可是呢，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来加以认识，然后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加以新的诠释。这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题材——咏史，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些诗，有一首叫做《刺秦王》。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不过我所写的是荆轲刺秦王不成，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廷的柱子上，快要死了，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史记》得来的一些灵感。我有一首诗叫《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取材。其他如《昭君》《秦涌》《黄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地理里面来写。我在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够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在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汨罗江，去向屈原凭吊。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是《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这首诗我不朗颂，稍为讲讲其中的大意。一开头，我是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要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这个时候，李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我说你刚才酒喝得太多了，因为刚才喝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爿’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掌声）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席慕蓉——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的提问条）。（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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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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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答听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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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孔国　江堤　整理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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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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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谈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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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孔国　江堤　整理
　　正因为我们都姓余，所以引起联想。这个联想也是很自然的。就在六月间，三个月以前香港有个国际书展，也请了“双余”去演讲。我从台湾去，余秋雨先生从大陆去。其实早在三四年前我已经跟他认识。余秋雨先生的书《文化苦旅》在台湾受到相当大的欢迎。最早是小说家白先勇把他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后来《文化苦旅》在台湾出版，紧接着其他的几本书也陆续出版，而且余先生也到台湾去演讲。他当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不过他的出发点是用文化观察，就如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所写的，写到三峡，写到苏州。他把这些地方称为文化的现场，就是说，到了一个有历史或者文化背景的一个风景区或者一个名城，然后引发他的联想，感想，甚至文化的评论。他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当时我给他一封信说，你这样的写法，把知性的材料用感性呈现出来，非常有效果。他后来的书就一个题目，比如说针对苏东坡来写，或者针对人的某些感情，某些遭遇来写，跟早年的是不太一样。
　　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曾经引用过我三行诗。他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三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七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开就半个盛唐”①。他引用了三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①原诗是这样的：“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后来的见面也并不太多。我相信他的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风格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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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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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演讲朗诵作品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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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堤　辑录
　　辑录者言：朗诵是一门艺术。好的作品遇到好的朗诵者就好比一架优质的钢琴遇到了优秀的演奏家，又好像伯牙遇到了钟子期，两相惠应，相得益彰。余光中先生在自己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众多优秀的名篇，并已在海内外广为传诵。余光中先生在岳麓书院演讲及湖南旅行期间，应听众的要求，除自己对部分作品进行了“原汁原味”的朗诵之外，还邀请李元洛先生登台伴奏。元洛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诗评家、散文家，已出版诗学著作及散文作品选集十数种，对台港诗歌及大陆诗歌，对湖南的“新乡土诗派”都有独到的研究。元洛先生的朗诵声情并茂，不时夹带诙谐幽默兴到意随的解说，气氛涝酒活脱，将作品的内在情感演奏得淋漓尽致。此外，湖南大学的学生也朗诵了部分作品。
　　以余光中先生自我的宠爱和元洛先生评论家的鉴赏力，所选朗诵作品应是精品中的精品，由此一斑可览其全貌，故特予搜集，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余光中先生介绍朗诵者李元洛先生：
　　李元治先生是湖南也是全国很有名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他非但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记忆力也特别强，他把我的很多诗都背得了，待会儿要上来背我的作品，我都背不得，那么现在有请李元洛先生。
　　[余光中先生下台，李元洛先生上台。] 
　　李元洛先生的话：
　　余光中先生在1972年，正当他42岁的盛年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散文，叫《山盟》，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成语山盟海誓的前面两个字。刚才余光中先生讲到，写作不仅要靠知识，直接的体验，同时也要靠飞扬的想象。那么，他登的山是阿里山。阿里山是3700多公尺。阿里山的后面是玉山。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3900多公尺。玉山的后面就是太平洋。太平洋的日出是从玉山上面升出来的。无论是阿里山还是玉山，它们已经是亿万斯年了。而余光中先生当时还只有42岁，但是他却说在亿万斯年以前，那座山就在等待他。我现在就背诵《山盟》中他写在阿里山看玉山背后的日山的第一段。（掌声）（全文附录于书中）
　　第二首要背诵的就是《珍珠项链》。余光中先生的左侧坐着他半生相依为命的夫人范我存女士。范我存女士是余光中先生众多的漂亮的表妹当中的一个。（掌声）余光中先生在1956年买了一张窄窄的“船票”渡过爱河，将这一位表妹当作了他的新娘。1986年他们结婚30周年，按照西方的习俗，是珍珠婚。余光中先生当时回到香港，在珠宝店买了一条十八寸长的珍珠项链，向他的夫人“讨好”。那么，这就是“物质文明”，然后他还有“精神文明”，写了一首20行的有名的诗叫《珍珠项链》，写他们30年的相亲相爱的岁月，现在我把这首诗背诵一下。（掌声）（诗文附录于书中）
　　谢谢！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酒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血一样的海棠红
　　沸血的烧痛
　　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信一样的雪花白
　　家信的等待
　　是乡愁的等待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母亲一样的腊梅香
　　母亲的芬芳
　　是乡土的芬芳
　　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0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与永恒河拔河
　　输是最后总归要输的
　　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
　　于是游戏终止
　　——又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但对岸的力量一分神
　　也会失手，会踏过界来
　　一只半只留下
　　脚印的奇迹，愕然天机
　　唯暗里，绳索的另一头
　　紧而不断，久而愈强
　　究竟，是怎样一个对手
　　踉跄过界之前
　　谁也未见过
　　只风吹星光颤
　　不休剩我
　　与永恒拔河
　　珍珠项链
　　（1986年9月2日结婚30周年纪念）
　　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
　　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
　　以为再也拾不拢来的了
　　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蓝磁的盘子
　　带笑地托来我面前，问道
　　十八寸的这一条，合不合意？
　　就这么，三十年的岁月成串了
　　一年还不到一寸
　　好贵的时光啊
　　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
　　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
　　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阴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凭贯穿日月
　　十八寸长的一线姻缘
　　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喏，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桨，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地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控诉一枝烟囱
　　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
　　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
　　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
　　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
　　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
　　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
　　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
　　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
　　有时，还装出戒烟的样子
　　却躲在，哼，夜色的暗处
　　向我恶梦的窗口，偷偷地吞吐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风在哮喘，树在咳嗽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朦朦的眼瞳
　　正绝望地伸向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漂给屈原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
　　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
　　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
　　哀丽的水鬼啊你的漂魂
　　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
　　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
　　冤缠荇藻怎洗涤得清，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
　　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
　　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
　　你流浪的诗族诗裔
　　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
　　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
　　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淡水河边吊屈原
　　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洁白，
　　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泽。
　　江鱼吞食了二千多年，
　　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
　　太史公为你的投水太息，
　　怪你为什么不游宦他国？
　　他怎知你若是做了张仪，
　　你不过流为先秦一说客！
　　但丁荷马和魏吉尔的史诗
　　怎撼动你那悲壮的楚辞？
　　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
　　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
　　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
　　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
　　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
　　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
　　子兰的衣冠已化作尘土，
　　郑袖的舞袖在何处飘舞？
　　听！
　　急鼓！可爱的三闾大夫
　　滩滩的龙船在为你竞渡！
　　我遥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
　　我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
　　我怅然俯吻那悠悠的碧水，
　　它依稀流着楚泽的寒凉。
　　湘逝
　　——杜甫殁前舟中独白
　　把漂泊的暮年托付给一掉孤舟
　　把孤舟托给北征的湘水
　　把湘水付给蒙蒙的雨季
　　似海洞庭，日夜摇撼着乾坤
　　夔府东来是江陵是公安
　　岳阳南下更来阳，深入疠瘴
　　倾洪涛不熄遍地的兵烫
　　溽郁郁乘暴涨的江水回掉
　　冒着豪雨，在病倒之前
　　向汉阳和襄阳，乱后回去北方
　　静了胡尘，向再清的渭水
　　倒映回京的旌旗，赫赫衣冠
　　犹峰汉家的陵阙；镇着长安
　　出峡两载落魄的浪游
　　云梦无路杯中亦无酒
　　西顾巴蜀怎么都关进
　　巫山巫峡峭壁那千门
　　一层峻一层瞿塘的险滩？
　　草堂无主，苔藓侵入了履痕
　　那四树小松，客中殷勤所手栽
　　该已高过人顶了？记得当年
　　蹇驴与驽马悲嘶，剑阁一过
　　秦中的哭声可怜更深锁
　　在栈道的云后，胡骑的尘里
　　再回头已是峡外望剑外
　　水国的远客表山国的近旅
　　十四年一觉恶梦，听范阳的鼙鼓
　　遍地擂来，惊溃五陵的少年
　　李白去后，炉冷剑锈
　　鱼龙从上游寂寞到下游
　　辜负了匡山的云雾空悠悠
　　饮者住杯，留下诗名和酒友
　　更僵了，严武和高适的麾旗
　　蜀中是伤心地，岂堪再回揖？
　　劫后这病骨，即使挺到了京兆
　　风里的大雁塔与谁重登，
　　更无一字是旧游的岑参
　　过尽多少雁阵，湘江上
　　盼不到一札南来的音讯
　　白帝城下捣衣杵捣打着乡心
　　悲布隐隐绕着多堞的山楼
　　窄峡深峭，鸟喧和猿啸
　　激起的回音：这些已经够消受
　　况又落花的季节，客在江南
　　乍一曲李龟年的旧歌
　　依稀战前的管弦，谁能下咽？
　　蛮荆重逢这一切，唉都已近尾声
　　亦似临颖李娘健舞在边城
　　弟子都老了，天矫公孙的舞袖
　　更莫问；莫问成都的街头
　　顾客无礼，白眼谁识得将军
　　南薰殿上毫端出神骏？
　　泽国水乡，真个是满地江湖
　　飘然一渔父，盟结沙鸥
　　船尾追随，尽是白衣的寒友
　　连日阴霖里长沙刚刚过了
　　总疑竹雨芦风湘灵在鼓瑟
　　哭舶后的太傅，鲈前的大夫？
　　禹坟恍。隐在九嶷，坟下仍是
　　这水啊水的世界，潇湘浩荡接汨罗
　　那水遁诗人淋漓的古魂
　　可犹在追逐回流与盘涡？
　　或是兰桨齐歇，满船回眸的帝子
　　伞下簇拥着救起的屈子
　　正傍着枫崖要接我同去，
　　幻景逝了，冲起沙鸥四五
　　逝了，梦舟与仙侣，合上了楚辞
　　仍萧条隐几，在漏雨的船上
　　看老妻用青枫生火烧饭
　　好呛人，一片白烟在舱尾
　　何曾有西施弄桨和范蠡，
　　野猿啼晚了枫岸，看洪波森漫
　　今夜又泊向哪一渚荒洲
　　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
　　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
　　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
　　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
　　唯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
　　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
　　有一天，会抵达西北的那片雨云下
　　梦里少年的长安
　　附记：杜甫之死，世多讹传。《明皇杂录》说：“杜甫客耒阳，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计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旧唐书·文苑传》说：“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宋阳令知之，自掉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年于未阳。”《新唐书》亦然其说。浸至今日，坊间的文学史多以此为本，不但失实，抑且有损诗圣形象。
　　杜甫死后40年，元稹为之作铭，时在《1日唐书》之前，只说“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根本不涉“饮卒”之事。其实牛肉白酒之说，只要稍稍留意杜莆晚作，其诬自辩。大历五年，杜甫将往郴州，时值江涨，泊于宋阳附近之方田驿，聂令书致酒肉，杜甫写了一首长达门韵的五古答谢。果真诗人一夕而年，怎有时间吟咏130字的长诗？而且诗中有句：“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氵羔。”可见诗人断炊不过5日，并非10日。其实一夕饫卒虽有可能，10日绝粒而不死却违常理，世人奈何袭而不察。
　　答谢聂令的这首诗，题目很长，叫做《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里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此诗写成之后，杜甫还作了好几首诗，在季节上或为盛夏，或为凉秋，在行程上则显然有北归之计。阳掉》一诗说：“清思汉水上，凉忆规山巅。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篙师烦尔送，朱夏及寒泉。”又说：“蒸池疫疠偏……火云滋垢腻。”岘山在杜甫故乡襄阳，足见此时正当溽暑，疾风又病肺的诗翁畏湖南湿热，正要顺湘江而下，再溯汉水北归。《登舟将适汉阳》一首说：“春宅弃法去，秋帆催客归……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可见归意已决，且已启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首又说：“北归冲雨雪，谁悯弊貂裘？”则在季节上显然更晚于前诗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显示杜甫曾拟北归，不能证明时序必在来阳水困之后。但是仇兆鳌早已辩之甚详，他说：“五年冬，有送李衔诗（按即《长沙送李十一》）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按即《风疾舟中优枕书怀三十六韵奉里湖南亲友》）云：‘十暑氓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运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
　　前述风疾舟中一诗又云：“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蒙蒙雨滞淫……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可见杜甫之死，应在大历五年之冬，自潭北归初发之时。
　　右《湘逝》一首，虚拟诗圣殁前在湘江舟中的所思所感，时序在那年秋天，地理则在潭（长沙）岳（岳阳）之间。正如杜甫殁前诸作所示，湖南地卑天湿，闷热多雨，所以《湘逝》之中也不强调凉秋萧瑟之气。诗中述及故人与亡友，和晚年潦倒一如杜公而为他所激赏的几位艺术家。或许还应该一提他的诸弟和子女，只有将来加以扩大了。
　　夜读东坡
　　浙沥沥清明一雨到端午
　　暮色薄处总有只鹁鸽
　　在童年的那头无助地喊我
　　喊我回家去，而每天夜里
　　低音牛蛙深沉的腹语
　　一呼群应，那丹田勃发的中气
　　撼动潮湿的低空，时响，时寂
　　像裸夏在鼾呼。一壶浓茶
　　一卷东坡的诗选伴我
　　细味雨夜的苦涩与温馨
　　魔幻的白烟袅袅，自杯中升起
　　三折之后便恍惚，咦，接上了
　　岭南的瘴气，蛮烟荒雨
　　便见你一头瘦驴拨雾南来
　　负着楞严或陶诗，领着稚子
　　踏着屈原和韩愈的征途
　　此生老去在江湖，霜髯迎风
　　飘拂赵官家最南的驿站
　　再回头，中原青青只一线
　　那一望无奈的浩蓝，阻绝归梦
　　便是参寥师口中的苦海么？
　　或是大鹏游戏的南溟？
　　小小的恶作剧，汁京所摆布
　　可值你临风向北一长啸？
　　最远的贬滴，远过贾谊
　　只当做乘兴的壮游，深入洪荒
　　独啖满岛的荔枝，绛圆无数
　　笑渴待的妃子凭栏在北方
　　九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
　　留下最美丽的鸿爪，令人低回
　　从此地到琼州，茫茫烟水
　　你豪放的魂魄仍附在波上
　　长吟：“海南万里真吾乡”
　　蜃楼起处，舟人一齐回头
　　愕指之间只余下了海雾
　　茶，犹未冷，迷烟正绕着杯缘
　　在灯下，盘，盘，升起
　　寻李白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马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地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连太大都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而今，果然你失了踪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的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毋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道向何处？
　　猿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未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
　　长安都早已陷落
　　这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刚才在店里你应该少喝几杯的
　　进口的威士忌不比鲁酒
　　大烈了，要怪那汪伦
　　摆什么阔呢，尽叫胡姬
　　一遍又一遍向杯里乱斟
　　你该听医生的劝告，别听汪伦
　　肝硬化，昨天报上不是说
　　已升级为第七号杀手了么？
　　刚杀了一位武侠名家
　　你一直说要求仙，求侠
　　是昆仑太远了，就近向你的酒瓶
　　去寻找邋遢侠和糊涂仙吗？
　　——啊呀要小心；好险哪
　　超这种货柜车可不是儿戏
　　慢一点吧，慢一点，我求求你
　　这几年交通意外的统计
　　不下于安史之乱的伤亡
　　这跑车呀究竟不是天马
　　跑高速公路也不是行空
　　速限哪，我的滴仙，是九十公里
　　你怎么开到一百四了？
　　别再做游仙请了，还不如
　　去看张史匹堡的片子
　　——咦，你听，好像是不祥的警笛
　　追上来了，就靠在路旁吧
　　跟我换一个位子，快，千万不能让
　　交警抓到你醉眼驾驶
　　血管里一大半流着酒精
　　诗人的形象已经够坏了
　　批评家和警察同样不肾惰
　　身份证上，是可疑的“无业”
　　别再提什么滴不滴仙
　　何况你的驾照上星期
　　早因为酒债给店里扣留了
　　高力士和议员们全得罪光了
　　贺知章又不在，看谁来保你？
　　——六千块吗？算了，我先垫
　　等《行路难》和《蜀道难》的官司
　　都打赢之后，版税到手
　　再还我好了：也真是不公平
　　出版法哪像交通规则
　　天天这样严重地执行？
　　要不是王维一早去参加
　　辋川污染的座谈会
　　我们原该
　　搭他的老爷车回屏车去的
　　还乡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一封简体字的来信问我
　　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海峡的暖风已经在改向
　　多少白发在风里回头
　　一头是孤岛，一头是九州
　　却有蒲公的一头白发，你的
　　要等到几时啊才肯还乡？
　　隔一道海峡的苍茫，不见对岸
　　落日的方向该是来信的方向
　　晚霞艳艳正烧着故乡
　　望海的眼神自然酸涩
　　何况还对着返照的夕照？
　　四十年后，所有的镜子
　　都不再认得我了，只怕
　　更加认生是西湖和太湖
　　更不提，多藕多菱的玄武
　　纵使我恍。隐还认得那后土
　　根深藤密，那古老的后土
　　千胎万胎一代代怀过
　　还认得出我来吗，还认得出
　　久别了，这远游的龙孙？
　　——也是这样的龙年，这龙子
　　在鸡犬大劫的登高日
　　呱呱一哭坠在石头城
　　还认得出吗，这一头霜雪与风尘
　　就是当年东渡的浪子？
　　如今正要回波而归渡
　　像年年，南来北归的羽族
　　无阻的红尾伯劳和灰面骛
　　而那片多难多灾的后土啊
　　忍受过多少风暴的打击
　　一脚踏上去，乡愁，真能够解除？
　　只怕旧愁未解反添了新忧
　　四万万的旧愁变成了十亿的新优
　　曾经；长江是天堑，是天谴，横割了南北
　　断肠之痛从庚信痛哭到陆游
　　而今是更宽的海峡纵剖了东西
　　一道深蓝的伤痕迸裂一百多公里
　　未老莫还乡，老了，就不会断肠？
　　都说是海关要开了，开向乡关
　　而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
　　五千年与十万万，从山东半岛到天山
　　甸甸都压上了肩来，承受得起吗？
　　四十年，久已愤于隔海的偏安
　　习惯了新大陆，习惯南北的卡罗莱纳
　　甚于老大陆，唉，甚于湖北和湖南
　　只会浅斟低唱：君问归期未有期
　　让百窗的短烛越等越暗
　　悠悠的四十年，渺渺的百多里
　　纵使我一步就跨过大半生
　　跨进运河边江南的小镇
　　跨进电影里民初的院落
　　草长如忘；苔深似锁，只怕是
　　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萤人
　　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
　　而迷藏才提了一半
　　那些夏夜的小游伴呢？
　　怎么一躲就躲了快四十年。
　　究竟，是躲在哪口鱼缸
　　哪扇门，哪座假山的后面？
　　握着简体字的来信，问苍茫的海峡
　　长堤的双臂伸向未知
　　堤末的灯塔顶着暮色
　　又一艘货柜巨舶正在出港
　　一盘红日正落向天涯
　　小木屐
　　——木屐怀古组曲之一
　　看着我的女儿
　　高跟鞋一串清脆的音韵
　　向门外的男伴
　　敲叩而去的背影
　　就想起从前
　　两根小辫子翘着
　　一双小木履
　　拖着不成腔调的节奏
　　向我张开的两臂
　　孤注一掷地
　　投奔而来
　　腐儒
　　腐儒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
　　里面葬满了古人：
　　乱草和厚土顽固地拒绝
　　天才的阳光来访问。
　　有一天我掘开了这座巨墓，
　　想寻找往昔的伟人，
　　但是只发现成堆的骷髅，
　　而不见血肉之身。
　　我的四个假想敌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6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10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门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俊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的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12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9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芝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慑儒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四个假想敌还在深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干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s，11ear，areinfanticid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　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定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做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24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人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6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炸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哺细语，慑懦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广真是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忍，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21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站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她，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朋友四型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呷，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种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低级而无趣的俗物？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一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愈滚愈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积极或消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或是“爱斯基摩人对于性生活的态度”。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有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井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然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2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90，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80，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思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敢。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干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块，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木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忧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大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借钱的境界
　　一提起借钱，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有限的几张钞票，好端端地隐居在自己的口袋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它带走，真教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借钱的威胁不下于核子战争：后者毕竟不常发生，而且同难者众，前者的命中率却是百分之百，天下之大，那只手却是朝你一个人伸过来的。
　　借钱，实在是一件紧张的事，富于戏剧性。借钱是一种神经战，紧张的程度，可比求婚，因为两者都是秘密进行，而面临的答复，至少有一半可能是“不肯”。不同的是，成功的求婚人留下，永远留下，失败的求婚人离去，永远离去；可是借钱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永远有去无回，除非他再来借钱。
　　除非有奇迹发生，借出去的钱，是不会自动回来的。所谓“借”，实在只是一种雅称。“借”的理论，完全建筑在“还”的假设上。有了这个大胆假设，借钱的人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贷钱的人才能心安理得，至少也不至于毫无希望。也许当初，借的人确有还的诚意，至少有一种决心要还的幻觉。等到借来的钱用光了，事过境迁，第二种幻觉便渐渐形成。他曾觉得，那一笔钱本来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现在要他“重归于无”变回去，未免有点不甘心。“谁教他比我有钱呢？”朦朦胧胧之中，升起了这个念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当初就是因为不足，才需要向人借钱，现在要还钱给人，岂非损不足以奉有余，简直有背天道了。日子一久，还钱的念头渐渐由淡趋无。
　　久借不还，“借”就变了质，成为——成为什么呢？“偷”？明明是当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叫偷。“抢”吗？也不能算抢，因为对方明明同意。钱和这两件事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往往施于陌生人，而前者往往行于亲朋之间。此外，偷和抢定义分明，只要出了手，罪行便告成立。久借不还——也许就叫“赖”吧？——对“受害人”的影响虽然相似，其“罪”本身却是渐渐形成的。只要借者心存还钱之念，那么，就算事过三年五载，“赖”的行为仍不能成立。‘不是不还，而是还没有还。”这中间的道理，真是微妙极了。
　　借钱，实在是介干艺术和战术之间的事情，其实呢，贷方比借方更处于不利之境。借钱之难，难在启齿。等到开了口，不，开了价，那块“热山芋”就抛给对方了。借钱需要勇气，不借，恐怕需要更大的勇气吧。这时，“受害人”的贷方，惶恐觳觫，嗫嚅沉吟，一副搜索枯肠，藉词推托的样子。技巧就在这里了。资深的借钱人反而神色泰然了，眈眈注视对方，大有法官逼供犯人之概。在这种情势下，无论那“犯人”提出什么理由，都显得像在说谎。招架乏力，没有几个人不终于乖乖拿出钱来的。所谓“终于”，其实过程很短，“不到一盏茶工夫”，客人早已得手。“月底一定奉还”，到了门口，客人再三保证。‘不忙不忙，慢慢来。”主人再三安慰，大有孟尝君的气派。
　　当然是慢慢来，也许就不再来了。问题是，孟尝君的太太未必就像孟尝君那么大度。而那笔钱，不大不小，本来也许足够把自己久想购买却迟疑不忍下手的一样东西买回家来，现在竟入了他人囊中，好不恼人。月底早过去了。等那客人来还吗？不可能。催他来还吗？那怎么可以！借钱不还，最多引起众人畏惧，说不定还能赢得同情。至于向人索债，那简直是卑鄙，守财奴的作风，将不见容于江湖。何况索债往往失败；失财于前，失友于后，花钱去买绝交，还有更愚蠢的事吗？
　　既然是这样，借钱出去，就不该等人来还。所谓“借钱”给人，事实上等于“送钱”给人，区别在于：“借钱”给人，并不能赢得慷慨的美名，更不能赢得借者的感激，因为“借”是其待“还”的，动机本来就不算高贵。参透了这点道理，真正聪明的人，应该干脆送钱，而绝不借钱的人。钱，横竖是丢定了，何不磊磊落落，大大方方，丢得有声有色，“某某真够朋友！”听起来岂不过瘾。
　　当然，借钱的一方也不是毫无波折的。面露寒酸之色，口吐嗫嚅之言，所索又不过升斗之需，这是“低姿势”的借法，在战术上早落了下风。在借贷的世界里，似乎有一个公式，那就是，开价愈低，借成的机会愈小。照理区区之数，应该很容易借到，何至碰壁。问题在于，开价既低，来客的境遇穷蹇可知，身份也必然卑微。“兔子小开口”，充其量不过要一根胡萝卜吧。谁耐烦去敷衍一只兔子呢？
　　如果来者是一个资深的借钱人，他就懂得先要大开其口。“已经在别处筹了七八万，能不能再调两万五千，让我周转一下？”狮子搏兔，喧宾夺主，一时形势互易，主人忽然变成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就算捐躯成仁，恐怕也难塞大狮的牙缝。这样一来，自卑感就从客人转移到主人，借钱的人趾高气扬，出钱的人反而无地自容了。“真对不起，近来我也——（也怎么样呢？‘捉襟见肘’吗？还是‘三餐不继’呢？又不是你在借钱，何苦这么自贬？）——我也——先拿三千去，怎么样？”一面舌结唇颤，等待狮子宣判。“好吧，就先给我——五千好了。”两万五千减成一个零头，显得既豪爽，又体贴，感激的反而是主人。潜意识里面，好像是客人免了他两万，而不是他拿给客人五千。这是“中姿势”的借法。
　　至于“高姿势”，那里面的学问就太大了，简直有一点天人之际的意味。善借者，不是向私人，而是向国家借。借的藉口不再是一根胡萝卜，而是好几根烟囱。借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债主的人数等于人口的总数，反而不像欠任何人的钱了。至于怎么还法，甚至要不要还，岂是胡萝卜的境界所能了解的？
　　此之谓“大借若还”。
　　山盟
　　山，在那上面等他。从一切历书以前，峻峻然，巍巍然，从五行和八卦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树，在那上面等他。从汉时云秦时月从战国的鼓声以前，就在那上面。就在那上面等他了。虬虬蟠蟠，那原始林。太阳，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洪荒荒。太阳就在玉山背后。新铸的古铜锣。当的一声轰响，天下就亮了。
　　这个约会太大，大得有点像宗教。一边是，山。森林，太阳，另一边，仅仅是他。山是岛的贵族，正如树是山的华裔。登岛而不朝山，是无礼。这山盟，一爽竟爽了20年。其间他曾经屡次渡海，膜拜过太平洋和巴士海峡对岸，多少山。在科罗拉多那山国一闭就闭了两年。海拔一英里之上，高高晴晴冷冷，是六百多天的乡愁。一万四千英尺以上的不毛高峰，狼牙交错，白森森将他禁锢在里面，远望也不能当归，高歌也不能当注。他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浪子，石囚。只是山中的岁月，太长，太静了，连摇滚乐的电吉它也不能一声划破。那种高高在上的岑寂，令他不安。一场大劫正蹂躏着东方，多少族人在水里，火里，唯独他学桓景登高避难，过了两个重九还不下山。
　　春秋佳日，他常常带了四个小女孩去攀落矾山。心惊胆战，脚麻手酸，好不容易爬到峰巅。站在一丛丛一簇簇的白尖白顶之上，反而怅然若失了。爬啊爬啊爬到这上面来了又怎么样呢？四个小女孩在新大陆玩得很高兴。她们只晓得新大陆，不晓得旧大陆。“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忽然他觉得非常疲倦。体魄魁梧的昆仑山，在远方喊他。母亲喊孩子那样喊他回去。那昆仑山系，所有横的岭侧的峰，上面所有的神话和传说。落矾山美是美雄伟是雄伟，可惜没有回忆没有联想不神秘。要神秘就要峨嵋山五台山普陀山武当山青城山庐山泰山，多少寺多少塔多少高僧、隐士、豪侠。那一切固然令他神往，可是最最亲心的，是噶达素齐老峰。那是昆仑山之根，黄河之源。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开始。有一天应该站在那上面，下面摊开整幅青海高原，看黄河，一条初生的脐带，向星宿海吮取生命。他的魂魄，就化成一只雕，向山下扑去。浩大圆浑的空间，旋，令他目眩。
　　那只是，想想过瘾罢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747才是一只越洋大雕，把他载回海岛。1972年。昆仑山仍在神话和云里。黄河仍在诗经里流着。岛有岛神，就先朝岛上的名山吧。
　　上山那一天，正碰上寒流，气温很低。他们向冷上加冷的高处出发。朱红色的小火车冲破寒雾，在渐渐上升的轨道上奔驰起来，不久，嘉义城就落在背后的平原上了。两侧的付蔗田和香蕉变成相思树和竹林。过了竹崎，地势渐高渐险，轨旁的林木也渐渐挺直起来，在已经够陡的坡上，将自己拔向更高的空中。最后，车窗外升起铁杉和扁柏，像十里苍苍的仪队，在路侧排开。也许怕风景不够柔媚，偶尔也亮起几树流霞一般明艳的樱花，只是惊喜的一瞥，还不够为车道镇一条花边。
　　路转峰回，小火车呜呜然在狭窄的高架桥上驰过。隔着车窗，山谷愈来愈深，空空茫茫的云气里，脚下远远地，只浮出几丛树尖，下临无地，好令人心悸。不久，黑黝黝的山洞一口接一口来吞噬他们的火车。他们咽进了山的盲肠里，汽笛的惊呼在山的内脏里回荡复回荡。阿里山把他们吞进去吞进去又吐出来，算是朝山之前的小小磨练。后来才发现，山洞一共49条，窄桥一共89座。一关关闭上去，很有一点西游记的味道。
　　过了十字路，山势益险，饶它是身材窈窕的迷你红火车，到三千多尺的高坡上，也回身乏术了。不过，难不倒它，行到绝处，车尾忽然变成车头，以退为进，潇潇洒洒，循着Z字形zigzagzig那样倒溜冰一样倒上山去。同时森林愈见浓密，枝叶交叠的翠盖下，难得射进一隙阳光。浓影所及，车厢里的空气更觉得阴冷逼人。最后一个山洞把他们吐出来，洞外的天蓝得那样澈底，阿里山，已经在脚下了。
　　终于到了阿里山宾馆，坐在餐厅里。巨幅玻璃窗外，古木寒山，连绵不绝的风景匍匐在他的脚下。风景时时在变，白云怎样回合群峰就怎样浮浮沉沉像嬉戏的列岛。一队白鸽在谷口飞翔，有时退得远远的，有时浪沫一样地忽然卷回来，眺者自眺，飞者自飞。目光所及，横卧的风景手卷一般展过去展过去展开米家霭霭的烟云。他不知该餐脚下的翠微，或是，回过头来，满桌的人间烟火。山中清纯如酿的空气，才吸了几口，饥意便在腹中翻腾起来。他饿得可以餐赤松子之霞，饮麻姑之露。
　　“爸爸，不要再看了。”佩珊说。
　　“再不吃，樟肉就要冷了。”咪也在催。
　　回过头来，他开始大嚼山珍。
　　午后的阳光是一种黄澄澄的幸福，他和矗立的原始林和林中一切鸟一切虫自由分享。如果他有那样一把剪刀，他真想把山上的阳光剪一方带回去，挂在他们厦门街的窗上，那样，雨季就不能围困他了。金辉落在人肌肤上，干爽而温暖，可是四周的空气仍然十分寒冽，吸进肺去，使人神清意醒，有一种要飘飘升起的感觉。当然，他并没有就此飞逸，只是他的眼神随昂昂的杉柏从地面拔起，拔起百尺的尊贵和肃穆之上，翠纛青盖之上，是蓝空，像传说里要我们相信的那样酷蓝。
　　而且静。海拔七千英尺以上那样的，万籁沉淀到底，阒寂的隔音。值得歌颂的，听觉上全然透明的灵境。森林自由自在地行着深呼吸。柏子间闭落在地上。绿鸠像隐士一样自管自地吟啸。所以耳神经啊你就像琴弦那么松一松吧今天轮到你休假。没有电铃会奇袭你的没有电话没有喇叭会施刑。没有车要躲灯要看没有繁复的号码要记没有钟表。就这么走在光洁的青板石道上，听自己清清楚楚的足音，也是一种悦耳的音乐。信步所之，要慢，要快，或者要停。或者让一只蚂蚁横过，再继续向前。或者停下来，读一块开裂的树皮。
　　或者用惊异的眼光，久久，向僵死的断树桩默然致敬。整座阿里山就是这么一所户外博物馆，到处暴露着古木的残骸。时间，已经把它们雕成神奇的艺术。虽死不朽，丑到极限竟美了起来。据说，大半是日治时代伐余的红桧巨树，高贵的躯干风中雨中不知矗立了千年百年，坎坎的斧斤过后，不知在什么怀乡的远方为栋为梁，或者凌迟寸碟，散作零零星星的家具器皿。留下这一盘盘一蛇蛇硕老无朋的树根，夭矫顽强，死而不仆，在日起月落秦风汉雨之后，虬幡纠结，筋骨尽露的指爪，章鱼似的，犹紧紧抓住当日哺乳的后土不放。霜皮龙鳞，肌理纵横。顽比锈钢废铁，这些久僵的无头尸体早已风化为树精木怪。风高月黑之夜，可以想见满山蠢蠢而动，都是这些残缺的山魈。
　　幸好此刻大阳犹高，山路犹有人行。艳阳下，有的树桩削顶成台，宽大可坐10人。有的扭曲回旋，畸陋不成形状。有的枯木命大，身后春意不绝，树中之王一传而至二世，再传而至三世，发为三代同堂，不，同根的奇观。先主老死柏槁，蚀成一个巨可行牛的空洞；父王的僵尸上，却亭亭立着青翠的王子。有的昂然庞然，像一个象头，鼻牙嵯峨，神气俨然。更有一些断首缺肢的巨桧，狞然戟刺着半空，犹不甘忘却，谁知道几世纪前的那场暴风雨，劈空而来，横加于他的雷殛。
　　正嗟叹间，忽闻重物曳引之声，深甸甸地，辗地而来。异声愈来愈近，在空山里激荡相磨，很是震耳。他外文系出身，自然而然想起凯兹奇尔的仙山中，隆隆滚球为戏的那群怪人。大家都很紧张。小女孩们不安地抬头看他。辗声更近了。隔着繁密的林木，看见有什么走过来。是——两个人。两个血色红润的山胞，气喘咻咻地拖着直径几约两呎的一截木材，辗着青石板路跑来。怪不得一路上尽是细枝枝道，每隔尺许便置一条。原来拉动木材，要靠它们的滑力。两个壮汉哼哼哈哈地曳木而过，脸上臂上，闪着亮油油的汗光。
　　姐妹潭一掬明澄的寒水，浅可见底。迷你小潭，传说着阿里山上两姐妹殉情的故事。管它是不是真的呢，总比取些道貌可惜的名字好吧。
　　“你们四姐妹都丢个铜板进去，许个愿吧。”
　　“看你做爸爸的，何必这么欧化？”
　　“看你做妈妈的，何必这么缺乏幻想。管它。山神有灵，会保佑她们的。”
　　珊珊、幼珊、佩珊。相继投入铜币。眼睛闭起，神色都很庄重，丢罢，都绽开满意的笑容。问她们许些什么大愿时，一个也不肯说。也罢。轮到最小的季珊，只会嬉笑，随随便便丢完了事。问她许的什么愿，她说，我不知道，姐姐丢了，我就要丢。
　　他把一枚铜币握在手边，走到潭边，面西而立，心中暗暗祷道：“希望有一天能把这几个小姐妹带回家去，带回她们真正的家，去踩那一片博大的后土。新大陆，她们已经去过两次，玩过密西根的雪，涉过落矶山的溪，但从未被长江的水所祝福，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后土上去朝山，站在全中国的屋脊上，说，看啊，黄河就从这里出发，长江就在这里吃奶。要是可能，给我70岁或者65，给我一间草庐，在庐山，或是峨嵋山上，给我一根藤杖，一卷七绝，一个琴憧，几位棋友，和许多猴子许多云许多鸟。不过这个愿许得太奢侈了。阿里山神啊，能为我接通海峡对面五岳千峰的大小神明吗广
　　姐妹潭一展笑靥，接去了他的铜币。
　　“爸爸许得最久了。”幼珊说。
　　“到了那一天，无论你们嫁到多远的地方去，也不管我的事了。”他说。
　　“什么意思吗？”
　　“只有猴子做我的邻居。”他说。
　　“哎呀好好玩！”
　　“最后，我也变成一只——千年老猿。像这样。”他做出欲攫季珊的姿态。
　　“你看爸爸又发神经了。”
　　慈云寺缺乏那种香火庄严禅房幽深的气氛。岛上的寺庙大半如此，不说也罢。倒是那所“阿里山森林博物馆”，规模虽小，陈设也简陋单调，离国际水准很远，却朴拙天然，令人觉得可亲。他在那里面很低回了一阵。才一进馆，颈背上便吹来一股肃刹的冷风。昂过头去。高高的门媚上，一把比一把狞恶，排列着3把青锋逼人的大钢锯。森林的刽子手啊，铁杉与红桧都受害于你们的狼牙。堂上陈列着阿里山五木的平削标本，从浅黄到深灰，色泽不一，依次是铁杉、峦大杉、台湾杉、红柱、扁柏。露天走廊通向陈列室。阿里山上的飞禽走兽，从云豹、麂、山猫、野山羊、黄鼠狼到白头鼯鼠，从绿鸠、蛇鹰到黄鱼(号鸟)，莫不展现它们生命的姿态。一个玻璃瓶里，浮着一具小小的桃花鹿胚胎，白色的胎衣里，鹿婴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令他低回的，不是这些，是沿着走廊出来，堂上庞然供立，比一面巨鼓还要硕大的，一截红桧木的横剖面。直径宽于一只大鹰的翼展，堂堂的木面竖在那里，比人还高。树中高贵的族长，它生于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西元1777年。中华民国元年，也就是明治45年，日本人采伐它，千里迢迢，运去东京修造神社。想行刑的那一天，须髯临风，倾天柱，倒地根，这长老长啸仆地的时候，已经有835岁的高龄了。一个生命，从北宋延续到清末，成为中国历史的证人。他伸出手去，抚摸那伟大的横断面。他的指尖溯帝王的朝代而入，止于八百多个同心圆的中心。多么神秘的一点，一个崇高的生命便从此开始。那时苏轼正是壮年，宋朝的文化正盛开，像牡丹盛开在汴梁，欧阳修墓上犹新，黄庭坚周邦彦的灵感犹畅。他的手指按在一个古老的春天上。美丽的年轮轮回着太阳的光圈，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推向元，推向明，推向清。太美了。太奇妙了。这些黄褐色的曲线，不是年轮，是中国脸上的皱纹。推出去，推向这海岛的历史。喏，也许是这一圈来了葡萄牙人的三桅战船。这一年春天，红毛鬼闯进了海峡。这一年，国姓爷的楼船渡海东来。大概是这一圈杀害了吴凤。有一年龙旗降下升起太阳旗。有一年他自己的海轮来泊在基……不对不对，那是最外的一圈之外了，喏，大约在这里。他从古代的梦中醒来，用手指划着虚空。
　　“爸爸，你在干什么呀？”季珊抬头看着他。
　　他抓住她的小手指，从外向内数，把她的指尖按在第十六圈上。
　　“公公就是这一年。”他说。
　　“公公这一年怎么啦？”她问。
　　走回宾馆，太阳就下山了。宋朝以前就是这样子，汉以前周以前就是这太阳，神农和隧人以前。在那尊巨红偿的心中，春来春去，画了八百圈年轮的长老，就是这太阳。在它眼中，那红桧和岛上一切的神木，都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吧。后羿留给我们的，这太阳。
　　此刻它正向谷口落下去，像那巨红桧小时候看见的那样，缓缓落了下去。千树万树，在无风的岑寂中肃立西望，参加一幕壮丽无比的葬礼。火葬烧着半边天。宇宙在降旗。一轮橙红的火球降下去，降下去，圆得完美无憾的火球啊怪不得一切年轮都是他的摹仿因为太阳造物以他自己的形象。
　　快要烧完了。日轮半陷在暗红的灰烬里，愈沉愈深。山口外，犹有殿后的霞光在抗拒四围的夜色，横陈在地平线上的，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铜绿和深不可泳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怔望中，反托在空际的林影全黑了下来。
　　最后，一切都还给纵横的星斗。
　　但是太阳会收复世界的，在玉山之颠。在崦嵫山里这只火凤凰会铸冶新的光芒。高处不胜苦寒。他在两条厚毛毯里，瑟缩犹难入梦，盘盘旋旋的山路，还在腿上作麻。夜，太静了。毛黑茸茸的森林似乎有均匀的鼾息。不要错过日出不要，他一再提醒自己。我要亲眼看神怎样变戏法，那只火凤凰怎样突破蛋黄怎样飞起来，不要错过不要。他似乎枕在一座活火山上，有一种美丽的不安。梦是一床太短的被，无论如何也盖不完满。约会女友的前夕，从前，也有过这症状。无以名之，叫它做幸福症吧。睡吧睡吧不要真错过了不要。
　　走到祝山顶上，已经是6点半了。虽然是华氏40度的气温，大家都喘着气，微有汗意。脸上都红通通的，“阿里山的姑娘”，他戏呼她们。天色透出鱼肚白，群峰睡意尚未消尽。雾气在下面的千壑中聚集。没有风。只有一只鸟，在新鲜的静寂中试投着它的清音。啾啾唧啾啾唧啭啭唧唧。屏息的期待中，东方的天壁已经炙红了一大片。“快起来了，快起来了。”他回过头去，观日楼下的广场上，已然麇集了百多位观众，在迎接太阳的诞生。已经冻红的脸上，更反映着熊熊的霞光。
　　“上来了！”
　　“上来了！”
　　“太阳上来了上来了！”
　　浩阔的空间引爆出一阵集体的欢呼。就在同时，巍峨的玉山背后，火山猝发一样迸出了日头，赤金晃晃，千臂投手向他们投过来密密集集的标枪。失声惊呼的同时，一阵刺痛，他的眼睛也中了一枪。簇新的光，簇新簇新的光，刚刚在太阳的丹炉里炼成，猬集他一身。在清虚无尘的空中飞啊飞啊飞了八分钟，扑到他身上这簇光并未变冷。巨铜锣玉山上捶了又捶，神的噪音金熔熔的赞美诗火山熔浆一样滚滚而来，观礼的凡人全擎起双臂忘了这是一种无条件降服的仪式在海拔七千英尺以上。一座峰接一座峰在接受这样灿烂的祝福，许多绿发童子在接受那长老摩拳头颅。不久，福建和浙江也将天亮。然后是湖北和四川。庐山与衡山。秦岭与巴山。然后是漠漠的青海高原。溯长江溯黄河而上噫吁戏危乎高哉天苍苍野茫茫的昆仑山天山帕米尔的屋顶。太阳抚摸的，有一天他要用脚踵去膜拜。
　　可是他不能永远这样许下去，这长愿。四个小女孩在那边喊他。小红火车在高高的站上喊他，因为嘉义在下面的平原上喊小红火车。该回家了，许多声音在下面那世界喊他。许多街许多巷子许多电话电铃许多开会的通知限时信。许多电梯许多电视天线在许多公寓的屋顶。许多许多表格在阴暗的许多抽屉等许多图章的打击。第二手的空气。第三流的水。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文明的赞美诗，噪音。什么才是家呢？他属于下面那世界吗？
　　火车引吭高呼。他们下山了。六千呎。五千五。五千。他的心降下去。49个洞。89座桥。煞车的声音起自铁轨，令人心烦。把阿里山还给云豹。还给鹰和鸠。还给太阳和那些森林。荷兰旗。日本旗。森林的绿旌绿帜是不降的旗。49个洞。千年亿年。让太阳在上面画那些美丽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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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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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中国人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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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　马悦然　沈君山　跨疆界、跨领域的对话
　　宇文正　整理
　　引言：
　　从缺席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沈君山：今天这样一个会谈，对我而言真是新知旧雨相聚一堂！马悦然先生和我两个礼拜以前认识，他是瑞典学院的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十八位委员中唯一懂得中文的，而且他学中文是从《左传》开始，让我很感兴趣。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很多，那也是促成今天会谈的原因。余光中先生跟我则是“同榜”，同时名列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已经快四十年了，后来我到清华也曾请他来演讲，已经是很熟的朋友。面对这两位在中外文坛举足轻重的朋友，我有很多问题要替读者问一问。
　　我不久前到美国，遇见一位科学界的大前辈，大家聊天谈起了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有一位是华裔——崔琦，中国人在自然科学界已经有六位获得诺贝尔奖，而且据这位前辈的估计，大约还有以十位计的科学家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得奖。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的荣誉是任何领域的桂冠，但是谈到文学就不禁令人想到，在全世界十三亿华人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当然已经是老问题了，但我今天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今天刚刚从美国返回台湾，两天以前，还在NASA（太空总署）的总部看七十七岁的太空人葛伦重新登上太空。一起去的太空人里面，有一个日本人，以前也有中国人，所以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领域，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加上崔茵的得奖，引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诺贝尔奖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因为它的学术性，它有严格而又明确的标准，在选拔上公平而公正的过程，没有国界，并不是因为它奖金特别多，奖金比它多的还有，但并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界的奖可以超越诺贝尔奖的荣誉。在这个情形下，文学是不是学术？特别是诺贝尔奖的委员会所认为的文学，是不是学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譬如物理、化学所研究的原子、分子都是同样的原子、分子，但是文学有没有国界？或者说有没有文化界限？尤其当文学作品被评判的时候，是不是有文学的国界？余光中先生在中西文学方面都是专家，过去他也谈过，翻译是必要的，但是翻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作品翻译得准确？有一首余先生翻译过的诗，我印象非常深刻——《林中小忙》（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那是佛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的一首小诗，这首诗夏菁还有其他人也翻译过，但每个人翻译得不一样，意境不同。一首翻译诗读起来的感觉跟译者有极大的关系，那么文学到底有没有国界？
　　第三个问题，文学本身有没有可能克服这个困难，使得诺贝尔奖，或者任何一种文学奖，能够让文学的评判就像科学的评审一样具有客观的标准？
　　文学是不是学术，是我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却可以是学术性的！
　　第一问：文学是不是学术？
　　莎士比亚不能来教书
　　马悦然：我自己原来是学语言的，对于文学理论、文学历史、文学批评都没有做过太深的研究，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文学是不是学术？我相信不是。文学跟艺术、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但跟学术却是两回事。
　　不过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位宋朝词人——辛弃疾，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同相当难填，那里面倒是有学术的。辛弃疾对词调非常有研究，他的词有一定的学术性。
　　余光中：我也觉得文学不是学术，要这样分开来说：文学作品本身不构成学术，它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绝非科学，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家跟音乐家、画家同样是一种艺术家；可是研究文学作品，却产生了评论家、文学史家，这些人用学术方法来研究文学，他们的研究当然是学术。
　　比如莎士比亚的专家写一本研究莎士比亚的书，那是学术著作。可是莎士比亚自己写的作品，像Hamlet（《哈姆雷特》）、Julius Caesar（《朱利阿思·凯撒》）却不是学术，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根据。我以前写过一篇幽默文章叫《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假设莎翁写信给我，说他要到台湾来做大学教授。我回信给他说：“不行，我把你的Hamlet·Julius Caesar、Macbeth（《马克白》）这些名剧送到‘教育部’去，全部被退了回来，因为这些不是学术著作广那么什么是学术著作呢？莎翁说研究他的人都有“莎学”专著，比如“哈姆雷特脚有鸡眼”，那就是学术了！（众笑）
　　所以文学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像艺术、音乐一样，甚至文学研究是不是一种纯粹学术，还是可争辩的，至少文学作品本身不是学术。我们谈到文学的风格，浪漫的、古典的、象征的，或者中国文学强调的温柔敦厚，其实都只是一种理想，未必就能构成学术研究的标准。
　　翻译也是一样。马先生也是翻译名家，不知他认为翻译到底是一种科学还是艺术？我觉得如果是翻译文学作品，那么翻译就应是一种艺术；如果翻译比较实际的东西，它可以比较规范化，有个标准可循，那时候翻译就变成一种比较接近科学的东西。在我的朋友中如果是文学家，就会把翻译当成一种艺术，如果是语言学家，就会把翻译当成一种科学。很有趣，自然就会有这两种倾向。
　　第二问：文学有没有国界？
　　中国人的想法跟德国人一模一样
　　马悦然：文学的最主要工具就是语言，语言肯定有非常强烈的国界性，那么由语言所写成的文学，当然有一定的国界性。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很值得讨论。
　　我记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个埃及作家Naguib Mahfouz（马富兹），他的作品描写开罗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我看了他的作品后曾经想过，如果把他的作品译成中文，把所有的阿拉伯名词、人名、地名、街道名改成中国的名字，把开罗搬到重庆去，那么中国读者就会说：啊！巴金又写了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同样的，要是把巴金的《寒夜》——我认为这是巴金最好的小说——翻译成阿拉伯文，把重庆搬到开罗去，所有中国人名、地名改成阿拉伯名，埃及的读者也会说：啊，这是Mahfouz所写的最好的小说！这又好像意味着巴金跟Mahfouz的作品没有国界性，他们有很多相同的东西，虽然一个是中国作家，一个是埃及作家。
　　沈君山：刚才谈文学是不是学术的时候，两位基本上都认为文学不是学术。假使文学是学术，就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应该没有国界，一定没有国界，但是文学不是学术的话，也不一定有没有国界。譬如音乐舞蹈，还有我喜欢的围棋，都不是学术，但都没有国界，音乐舞蹈还有文化背景的界线，围棋连这点都没有。诺贝尔奖之所以可贵，就在它没有国界、没有文化的界线，余先生你的看法呢？
　　余光中：诺贝尔奖的颁布，当然跟国界无关，可是我们如果讲基本的问题，文学有没有国界？有这么一句话“文学无国界”，意思是说文学描写人性，人性虽然有民族、语言、宗教种种不同，可是人性爱什么、恨什么，大致上是相同的，因为它描写基本的人性，否则我们为什么喜欢看古代的《红楼梦》、外国的《唐古诃德》？这些小说描写人之可以为人，因此和我们还是相通的。文学从这个层面来讲，是无国界的，可是要欣赏文学，就有国界了，语言不一样，更别提背后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有欣赏的障碍，有阅读的国界，这个“国界”也许正如沈先生刚刚所说的，应该叫做文化的界线。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有一个名词叫做“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个名词是19世纪初由德国文豪歌德提出来的。
　　马悦然：哦？真的？
　　余光中：歌德活了八十三岁，晚年有一个崇拜他的人，叫做艾克曼（Eckermann），每天跟着他，歌德讲什么，他就记什么，有时候还会故意逗引他谈一些东西。
　　马悦然：就像Johnson跟Boswell（约翰逊与包斯威尔）！
　　余光中：对，这个艾克曼后来就把他的记录写成一本书：《歌德晚年对话录》。在这部书里，歌德有一天跟艾克曼说：“我愈来愈觉得应该提倡世界文学，国家文学已经落伍了！”他还说前几天刚看了中国的小说，觉得很好！
　　马悦然：他看中国的小说？
　　余光中：当然是翻译的，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想法跟我们德国人一模一样！所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应该提倡世界文学。可是讲到后来，真是有趣，歌德又跟艾克曼说，不过虽然没有国界，我们也不能花太多功夫在中国文学上，还是要追溯文学到希腊的源头。
　　马悦然：他的说法其实是有点矛盾的。
　　余光中：是；既然是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的重心、焦点在哪里？从他的角度，当然他说还是回到希腊源头去。
　　我再讲一个例子，有时候两个国家之间有敌意，就很有国界了！在浪漫主义初期，法国有个才女叫做斯泰尔夫人（Madame Stael），是个女中豪杰，她虽然是法国人，但是欣赏德国文学，还写了一本书：《论德国》，把德国文学的现状介绍到法国来，说这些文学怎么了不起。法国人当然不高兴。她又得罪了拿破仑，拿破仑几度放逐她。我在法国旅行，沿着隆河（Le Rhone）看着地图开车，有人指给我看：对岸有一个铁灰色古堡，就是当年拿破仑放逐那位女中豪杰的地方。
　　文学到底有没有国界俄还有一些例子：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希腊，经过诗人平达（Pindar）的故乡，为示尊敬诗人他下令绕道而行。
　　类似的例子在东方也有。前秦苻坚派吕光率兵七万去灭龟兹，只因该国有一位高僧鸠摩罗什，苻坚说：“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像这种在文化上有大成就的人，在国际间都很受尊敬。元人征服汉族，他们的才子萨都刺反用汉文写诗；满人人主中原，纳兰性德也成为汉文词家。征服者反而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成就事业，这在我们的历史里很多。
　　最近香港归还了中国，今年（1998）年初举办了一个“香港文学节”，我去参加，提交一篇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就是讨论香港回归了中国，香港作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国作家？香港是紫荆，大陆是红梅，紫荆该如何跟红梅接枝呢？一位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描写，甚至歌颂他的祖国，才算是爱国？台湾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住在台湾，应该描写台湾、认同台湾价值。相对地，一位瑞典作家基本的责任是不是应该描写瑞典？他如果侧重描写芬兰，应该怎么看法？谈到这里，我想请问，马先生的夫人是四川人吧？
　　马悦然：是的。
　　余光中：所以您对中国的认识更深了！我提四川，是想到苏东坡是四川的文豪，可是苏东坡的杰作全不是描写四川。早年他写了一点四川，却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他写的赤壁、庐山、西湖、金山寺、海南岛……都与四川无关。“四川同乡会”是不是要说他不够意思，专捧外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马悦然：不错；
　　余光中：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也都不画荷兰，他的《向日葵》很有名，却是法国的向日葵！荷兰盛产郁金香，梵高不喜欢画郁金香！梵高到了法国南部，才达到他绘画的巅峰，比如他的《星夜》《夜间咖啡馆》，甚至他在麦田自杀前的最后一幅名画《麦田群鸦》（Crows above a Cornfield），这些都是法国！即使他最早期的名作《食薯者》（The Potato Eaters），也是描绘比利时的矿区，不是荷兰！梵高的杰作全不是画荷兰，荷兰人应该觉得光荣呢，还是认为梵高对不起祖国？
　　文学应该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是为自己的同乡会。当然诺贝尔奖是颁给某一国家的作者，但并不考虑他是否为那个国家服务，否则他对人类有什么普遍的贡献？就这意义来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的理想、热情、对子人性的发掘，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文学之有国界，是因为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艺术。既然是用语言，那么其他民族在阅读、欣赏、甚至于评价上还是有障碍的，这是阅读、评价上的国界。
　　就以翻译来说，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过一句话：“Poetry is something which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一翻译，诗意就翻掉了！这是翻译的基本问题，所以翻译当然是七折八扣的艺术。容我进一步分析。如果原文的好处是在意象（imaginary），比较容易翻译过来，像艾略特的诗“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第一。句就说：
　　这就让我们走吧，你跟我，当黄昏摊开在天边，
　　像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他描写一个病态的世界、病态的欧洲——黄昏摊开在西方，像病人瘫睡在手术台上——这个意象无论翻译成哪一国文字，都不会怎么lost。可是一首诗的好处如果是在它的音调，比如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无论翻成什么文字，都要lost！
　　所以佛洛斯特所谓“lost”要分类来看：意象、比喻没有问题，像苏东坡的诗就比较好翻，因为他是比喻大师。“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把这么美丽的西湖比喻成一个世代的美人，这不论翻译成哪国文字都没有问题，只要注解一下西子是谁就可以了，可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就毫无办法！
　　马悦然：李清照、周邦彦这些人的词都毫无办法！
　　余光中：不只是音调，像杜甫《登高》里面这两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落木，“木”的后面接“萧萧”，两个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呢，“江”是三点水，后面就“滚滚”而来。这种字形、视觉L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文学在这里是有国界的。
　　马悦然：我非常同意余先生刚刚讲的关于翻译诗的问题，中国文学里有一些形式，像绝句、宋词、元曲，简直就不能翻译！
　　谈到文学的界线，有些文学作品有非常强的地方性，你看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出版），他是生在乐山，虽然在北京待了很久，一辈子就讲他的乐山话，用他的乐山方言写诗，他朗诵自己的诗就是用乐山方言。乐山方言的Prosody（格律）跟国语、成都话的格律完全不同，因为乐山方言原来有五声，变成了四声，原来的入声字在乐山话很特别，有不同的原因消失了。把郭沫若的《女神》用国语朗诵，跟用乐山话朗诵的《女神》是完全不同的，翻译郭沫若的诗，要是你自己不懂乐山话的话，一定要请乐山人朗诵给您听，才能完全掌握诗的Prosody，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也同意你对于歌德所说“世界文学”的看法，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他认为有好些个中国年轻作家写诗的时候，会想到外国人、西方人怎么样能接受他们的诗，他们用那样的作法让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作品，我不能接受！我简直不相信这种说法！
　　余光中：他指哪些人写作时有这种想法呢？
　　马悦然：他谈的是北岛，说北岛写诗一定会想到西方人怎么看。这我不相信，一位真正的诗人不会这样做！
　　余光中：是的。
　　第三问：文学评审有没有客观标准？
　　吴承恩肯定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当评价化学、物理学、医学这些学术时，诺贝尔的委员会当然是非有客观标准不可，但是评价文学，据我看，不能提出什么客观的标准，我跟症弦谈过这个问题，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最近正跟向阳、奚密两位诗人合编一部当代台湾诗选，我们选了五十位诗人，也找了一些非常好的翻译家把作品翻译出来，就有一个年轻的美国翻译家写信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是用什么标准选出那五十位台湾诗人？我回答他：没有标准！你喜欢一首诗，就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个好诗人，据我看来，完全就是一个taste。我这样回答了那位年轻的翻译家，噢！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马上回我信说这样子不对，要编一部台湾诗选这么重大的工程，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好吧，我还是找出了一些标准告诉他：我要求的是一定的深度、一定的创造力、一定的想像力、一定的真实感，但是你千万不要问我深度、创造力、想像力和真实感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在编选的过程中，我和向阳、奚密三个人原来的计划是选出三十位诗人，我们各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讨论。结果发现，三个人所选出的诗人有二十位是相同的！我不知道奚密有什么标准，也不知道向阳有什么标准，但是我们选出来的诗人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增加为五十位诗人。
　　我想这是我对文学评审的看法。
　　余光中：马先生这个taste的说法，我也赞成。不过古有名言：“说到品味无可争辩广因为它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一种直觉，一种本能，一种修养的境界。
　　沈君山：谈到taste使我想起关于余光中先生与台湾清华的一件小故事。余先生三十多年前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清华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这句使清华蒙恶名的话，是这样来的：三十多年前，那时清大只有六、七百位学生，几十位刚刚拿了理工博士学位的教授，没有高速公路，跑一趟台北要三小时。我从美国普度大学回来客座，邀请余先生到清华来讲文学欣赏，讲到他的新诗，余先生就随便引了一下，我记得的是他用到了“星光非常希腊”这个句子，结果有位教授，也懂一些文学的，就很不以为然。有三个原因：他说第一个，文法不通，希腊是个名词，星光怎么非常希腊呢？第二点，崇洋媚外，形容星光为什么要用到希腊？难道中国的星光就不美吗？第三点，即使在希腊也不真实，不科学，在希腊星光有时候也是看不见的！反正就是这些论点，结果又引发了别的教授一些乱批评，有位教授太太就是国剧名怜徐露女士，非常生气，站起来说：“谈到艺术文学，你们就别自以为是，做个井底之蛙！”
　　当天我赶快送余先生回去，我记得在火车上，这么两句话就出来了：“清华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广一年多以前，我做清华校长时，再度邀请余先生来做毕业典礼的讲演，我就特别介绍：“我们清华呀，现在已经不是文化的沙漠，仍然还是疯子的乐园！”（一笑）
　　余光中：很多人引用那句诗，可是都引错了，原文是“星空非常希腊”，不是星光！而且这句诗要摆在上下文里才有意义，单独摘用，当然就愣头愣脑了。当年我在东海大学教书，杨牧、陈少聪都在我的班上。某次我在课堂上讲到了希腊神话，当晚，杨牧等人送我回宾馆，仰看星空，因为很多星座是以希腊神话来命名的，所以发觉“星空非常希腊”。大家也没读上下文就啧啧称怪了。
　　沈君山：我想再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刚才马先生说到“一定的真实感”，使我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是文学？《唐吉诃德》应该是文学，《西游记》马先生很喜欢，还帮它翻译，这是文学，可是《西游记》应该没有真实感吧？《唐吉诃德》有没有真实感呢？
　　我还想提一提，现在华人世界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应该是金庸，这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昔人云“有井水处皆知柳（永）词”，现在是“有筷子处皆知金庸”。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文学本身，马先生刚刚提到的要有创造力、有深度、想像力、这些我都同意，可是真实感，像刚刚余光中先生提到过歌德晚年提倡世界文学，他还看中国文学，但是我很怀疑他懂多少中国，不懂中国，他就没办法提倡中国的文学了！文学的本身到底要怎么反映现实？
　　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有没有任何一个客观的标准？塞万提斯如果活到今天、吴承恩如果活到今天，能不能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吴承恩肯定会得奖！
　　沈君山：哦？肯定会得奖？那《西游记》从表面看，是一部神怪小说，它的真实感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说的是，文学不是学术，但文学的本身，它包含到一个什么地步为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金圣叹那个时代，《水浒传》《西游记》这些都是禁书啊！那是要考科举的人不能看的，金圣叹这个奇人推荐给他儿子看，在当时是违反世俗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假如要评审文学的话，苏东坡的作品是文学，这毫无问题，大家都可以接受，那譬如《庄子》是不是文学呢？
　　马悦然：《庄子》也是文学；
　　沈君山：也是哦？好的，但《论语》呢？那是无结构布局的。又像《西游记》《水浒传》到今天你认为是文学，金圣叹那个时代可能不是文学，那么文学到底是什么？物理、化学、医学这些都太清楚了，这些实证的科学，凡是能够有实验证明的，可以有实证作最后的权威（final authority in experiment），都不会引起争议，那是自然科学，但我对文学的界定就很疑惑了。而且你刚刚讲吴承恩肯定会得诺贝尔奖？
　　马悦然：肯定会得！
　　沈君山：这有意思极了；
　　马悦然：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非常好的词人！
　　沈君山：但是大家看《西游记》不是看那些词！
　　马悦然：不不不，他的词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
　　沈君山：那《三国演义》也有词！但是你好像不喜欢《三国演义》？
　　马悦然：这因素太复杂！而且什么是文学？我觉得你把真实感的问题太强调了！你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有真实性？
　　沈君山：不，我不认为哦只是引述你刚才提到选诗的标准。
　　马悦然：其实我不特别强调真实性。不过谈到这个问题，以及什么是文学，我想起大陆有一个小说家曹乃谦，他写了很多的短篇，题材通常是关于山西最穷的地方的贫农，他的语言非常的粗，而且一些短篇涉及一般中国作家不敢谈的问题，比方说乱伦。但是就我看，他的作品文学价值相当高，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写了别的作家所不敢写的东西。我为什么对他的作品评价这么高？因为他说的是真话！我念他的作品，觉得非常动人，这一点的确是很重要的。
　　沈君山：不过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为什么吴承恩一定可以得到诺贝尔奖，而罗贯中不可以呢？
　　马悦然：也许还是回到一开始所说的：taste！
　　余光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到20世纪末了，对于比较靠近的东西会觉得重要些。其实人类的文化、文学发展这么久，所谓写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像左拉等人的作品，是19世纪才发生的。之前，并不讲究写实，宗教跟神话的时代很长，欧洲整个中世纪都不讲写实的！荷马的史诗是神话，但丁的《神曲》也好，密尔顿的《失乐园》也好，这些都是宗教，不是写实。写实主义的口号，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
　　在文学世界里也有个“两栖”的现象，你把历史写活了，把哲学写出人情味，写出美感来，它就成为文学。因此在中国文学里发生很大影响力的孟子、庄子虽然是哲学家，但孟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的超然、飘逸、潇洒、善喻这些都是作家所羡慕的，所以影响了文学。又比如大史公的《史记》，他写了七十篇传记，《刺客列传》《货殖列传》……还有他写的项羽等人，我们读起来比小说还有味道，因此文学是有狭义、广义两种。而且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有非文学作家，像英国政治家邱吉尔便是一例。
　　马悦然：有两位，Theodor Mommsen（莫姆森，德国古典学者及历史家）和Winston Churchill。
　　沈君山：是不是Russell（罗素，英国数学家及哲学家）也得过？
　　马悦然：对对，Russell得过！
　　余光中：罗素也不是文学家！
　　沈君山：他得的是文学奖吗？他是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
　　余光中：是啊！因为没有设哲学奖啊！邱吉尔则是因为他写了《英语民族史》及《二次大战史》。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也是相当有弹性的。就从这一点看来，它没有一定的标准，他们那一年（1953年）高兴，就给了邱吉尔文学奖，当时就有争议了。其实，看起来，即使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没有对文学做狭义的规范。
　　所以文学是可以就广义来思考的。倒是刚才沈君山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来：通俗文学跟严肃文学怎么划分？在台湾讲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太多，但这现象在香港特别显著；香港的文学界为此争辩不休，因为香港有金庸现象！
　　沈君山：现在台湾的金庸现象也出来了！“文建会”马上就要办金庸小说学术研讨会。
　　余光中：对，也波及台湾了，不过起源是在香港。另外香港还有很多专栏作家以及倪匡这种作家，他们为俗文学是不是文学非常烦恼！刚才马先生还提到《西游记》，不知马先生认为它是文学还是俗文学？
　　马悦然：当然是文学；
　　余光中：可是它有它俗的一面啊！它也可以进入地方戏的。《三国演义》高雅的部分直追《三国志》，它是历史，比较通俗的部分又成为地方戏、民俗画的大本营。很多人认为文学普遍化了之后，就变成俗文学。这跟金庸现象又不同，金庸现象是先有一个流行的基础，然后提升到学术，现在已经学术化了！它本来是在租书店里一本接一本租的！
　　沈君山：刚刚谈的金庸作品研讨会，有院士有教授的一篇篇论文讲金庸，它真的是一门学派了！我被邀去做主题讲演，起先觉得好玩，现在弄得紧张兮兮。
　　余光中：它本来流行于坊间，留学生争相传阅。后来，教授们也很喜欢，现在教授们要把它学术化，甚至经典化了。金庸现象是由下而上，就像莎士比亚，本来也只是流行的戏剧，后来变成文学了，这些都是由下而上的例子。俗文学可以升等，严肃文学也可以流行。可是你问金庸，他总是大而化之：“我是随便写写的。”他随便写写，几十个教授却认真研究！
　　沈君山：你看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哪会想到。是文学？那时候他落魄得不得了！只是怀旧而已！
　　马悦然：我上个星期见过由大陆到这来访问的小说家莫言，他也说看过金庸。我问他喜不喜欢，他说好喜欢！所有的金庸小说他都看过，而且看得很快，一拿到就马上摊开来，非看完不可！
　　余光中：我还有个小问题。沈先生你说喜欢金庸，以你为例吧，你是一遍一遍地研究，还是看过就算了？
　　沈君山：我喜欢金庸的小说，但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品看待，我看它的时候，就只是好看，并没有任何“文学”上的考虑，因为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文学家，或是文学批评家的眼光看它。只是过瘾。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总希望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的一个奖能有个客观标准，就像物理奖、化学奖，就看最后实验的证据。而文学奖完全是主观的，可是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有他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把影响力列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前面提到深度、创造力、想像力、真实感……这些都是主观的，您认为有深度，人家不认为有深度啊！可不可能有这样的标准：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化，譬如华人社会——假使以金庸为例——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只是像我看完了就算，许多人是真的深受影响的！影响也不一定是销路，畅销书看完就丢了，就像我那个时代的福尔摩斯推理小说！影响力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就是要又广亦又久远！当然还要有独创性，就像自然科学一样。
　　马悦然：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有好些文学家就都不会得奖了！
　　沈君山：我再回到之前谈的《水浒传》《西游记》，还有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这些在当时可能都是俗文学，但是它们背后所反映的影响力，就像所谓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类的话就是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古人认为读了《水流浒》要造反，读了《三国》会有权谋。影响力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一种文学的价值，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当性？
　　当你给一个奖，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奖本身的价值我想就有疑问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许大胆地认为，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是真正了不起的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却是有疑问的。因为它有国界、有主观因素！
　　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起，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并不是着眼于作家的影响力，因为这当中有些得奖人还相当冷门，在得奖之前不是那么闻名。近几年来都有这样的现象：譬如波兰的Szymborska，1996年得奖，她在波兰相当有名，在国际上却不很知名。我想诺贝尔奖毋宁强调菁英主义，评审委员着重的该是价值而不是影响力吧！
　　马悦然：的确不是的。
　　沈君山：这个我想很有意思，在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颁发是颁给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科学家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得奖，而有些人一辈子就做那么一件事，但是得到了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增宽了人类对于知识的了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的影响可以延续下去。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呢？它是颁给一个作品呢？还是一个作家？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最好的，那当然不可能，世界上有好些应该得奖的作家，很多很多。
　　沈君山：提到是给一个作家还是作品颁奖，我再想提出一个人，阿城。就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大少了，但是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在我个人看来，虽然我不够资格作评论，但我确确实实认为那作品了不起！只是他的一生，就只那么几篇，离开了他的上地，作品就不能比了。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作家他有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很多人都很感动的，但是他作品后来就截然没有了，站在文学的立场也好，诺贝尔奖的立场也好，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假如阿城被提名了？
　　马悦然：这我不能讲，
　　沈君山：你不能代表，但是你个人的看法呢？因为你是十八位委员中唯一懂得中文的啊。
　　马悦然：原来，诺贝尔奖的原始意义应该是颁给最近几年发表的、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沈君山：重要的文学作品？什么叫重要？
　　马悦然：是重要！但是这一点，我们瑞典学院早就不遵守了！通常是发给一个已经有很多作品的作家。
　　沈君山：你是指他的终身成就？
　　马悦然：是的。其实我希望瑞典学院也能发给比较年轻的作家，现在最年轻的可能是Joseph Brodsky（俄国诗人），他还不到五十岁就得奖了。我觉得应该发给比较年轻的作者，不要尽发给年纪很大的！
　　余光中：通常年纪大的作品才会多，影响力才会大。
　　马悦然：是的，这可能是不能改变的了；
　　余光中：Kiuling（吉普林，英国诗人及小说家）得奖的时候也很年轻，四十二岁就得到了。其他如小说家刘易斯（Sinclair Lewis）得这个奖，只有四十五岁；剧作家奥尼尔得奖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八。
　　马悦然：哦？对对！
　　余光中：不过我还记得海明威得奖，是因为他的《老人与海》，当然他原本是一位大作家，可是当时颁奖特别提到这一本书。
　　马悦然：对，有时候会特别针对一本书，但是近几年就没有这种情形了。
　　沈君山：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界就完全不一样，有些东西他可能是二十年前做的，甚至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且他一生就只做那么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拿了诺贝尔奖，就什么都做了！
　　像第一届物理诺贝尔奖的得主伦琴，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形下，发现了X光。事实是这样的：他把一些照相底片，放在一架发“阴极射线”的机器附近，底片无缘无故地曝了光。起先以为是自己不小心，但后来再小心，这样的情形仍累累出现，仔细推敲，发现这机器能发射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射线，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射线，就称之日X射线（X ray）。伦琴并不是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当时比他出色的物理学家还很多，但X光的发现确实引起很大震撼，而且是社会性的震撼。X光的照片骨骼清晰可见，报纸把它登出来，而且添油加醋，说外衣内衣都可看透，人体一目了然，害得有一段时间，女士都不敢出门。于是第一届诺贝尔奖就给了伦琴。而且科学的诺贝尔奖特别注重原创性，和对后来发展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拿李白和杜甫来选，我想一定选李白，不是他的诗比较好，是他的两首词，一首是《忆秦娥》，一首是什么？似乎有人说词是他首创的，不论怎样，他是第一个把同的文学水准提高到和诗平起平坐的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气魄格调，真是君临千古，而且有原味。但是，即使是科学，也是有争议的，像伦琴当时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自此之后，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就确立了一个传统，给伟大的科学发现而不一定给伟大的科学家，在这个原则下，是相对公平的。文学诺贝尔奖不容易吧？
　　余光中：是！这又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不能做到公平？既然文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评审又是凭taste，这就有争议了！我且说英美文学，英美作家得诺贝尔奖比如叶芝、艾略特，没有什么异议，福克纳、海明威得奖也没有，可是曾经有几个人有争议，像赛珍珠就是一位！当时有好多人说她哪里可以得奖！然后是史坦贝克，他的小说很多，评价也高，可是美国文坛仍觉得他不够好，甚至史坦贝克自己都觉得有点侥幸。
　　沈君山：赛珍珠后来也是，赛珍珠和我们家认识，60年代我和父亲曾去她在宾州的农庄看她，她为了这件事情心里头一直不舒服，她说她宁愿没有得奖，因为受到的攻击大多了！而且她能代表中国吗？
　　马悦然：那一年真的是选错人了！
　　沈君山：你那时候不是这委员会的一员吧！
　　马悦然：不不不！（一笑）那早得很，1938年的事！
　　余光中：那是抗战的第二年，因为全世界都很同情中国。
　　马悦然：1938年时，西方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乡下的景观是什么样子！赛珍珠以后也写了一些自传性的文章（注：如《我的几个世界》），都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中国作家写乡土文学，像沈从文，应该得奖的！他早在1934年就发表了《边城》，以后的《长河》都非常好，可是当赛珍珠得奖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沈从文是谁！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过，直到1947年才有一个美国人把《边城》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而且翻得并不好，所以翻译实在非常非常重要！
　　瑞典学院的十八个院士，德、英、法文当然都没有问题，有的还会西班牙文、俄文、波兰文，我自己是会中文，但是用其他语言写的作品就非看译文不可，所以翻译家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要不然真的是对不起原作者。
　　沈君山：东方作家目前只有。位得到诺贝尔奖，两位是日本作家，一位是印度作家……
　　马悦然：泰戈尔是用英文写作！
　　沈君山：对，用英文写的不能算，那就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了。我是外行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位东方作家不论在文化背景、文字的表达方式上，都非常“本土”，尤其川端康成，假如换成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写的。那么他们得奖，跟中国人没有得奖，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有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就是；就是！
　　沈君山：所以诺贝奖应该给两份，一份给作家，一份给翻译家？
　　马悦然：有道理！
　　沈君山：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读者也许也有兴趣知道，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整个评审程序，尤其你们十八位委员中有十七位不懂中文，面对外国作品怎么办呢？
　　马悦然：都要懂中文，那是不可能的任务，每年，有资格推荐候选人的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副主任，以及所有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在2月1日以前把推荐书送到瑞典学院，每年有两百个名额。我们从2月份开始讨论，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开会，并且请很多专家来做报告，不论关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的作品，那些报告是秘密的，不会发表。讨论以后名单就愈来愈短，到了3月底或者6月初，有一个短的名单出来，包括五至六个人。我们用夏天的时间读那五、六个人的作品，每一个院士都得读，夏天不开会，直到9月份又开始开会讨论，到了10月中旬投票，投二至三次，就是这样的过程。
　　余光中：有没有人报告过台湾的文学？
　　马悦然：哦，这我不能讲，
　　结语：期待一个东方诺贝文学奖
　　余光中：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可是相对于以希腊为主轴的欧洲文化，我们东方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宗教哲学、历史背景，再通过翻译，去瑞典跟各国作家用原文所写的作品竞争，先天上已经好几重不公平！就像古人所言，以我之下驷，去比别人的上驷，也难怪东方到现在只有三位作家得奖，其中还有一位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我一向这么说：诺贝尔奖自己从来没有说它是世界文学奖，只因为它声势浩大，大家不得不重视它！
　　沈君山：它其实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奖可以媲美诺贝尔奖的荣耀！
　　余光中：那方面是无可争辩的，但文学是可争辩的，可是大家仍很重视，它有瑞典的国王来隆重颁奖，奖金也相当高，又因为瑞典本身是个小国，把奖颁给世界各国，相当的国际化。
　　我一直觉得可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西方文学奖，所以在东方，比如中国、日本……能不能也办一个自己的奖？如果反过来想，东方有这么个大奖，奖金也一样高，也是严格评审、隆重颁赠，而西方作家来申请必须先翻译成中文，大家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其实反而观之，不是一样吗？
　　沈君山：这完全跟我同感，而且我事实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有钱人的基金会有很庞大的基金，怎么样用这笔钱？有些就设了好多奖，大多是与科技工商有关的，香港的特别多，我自己就是两三个会的评审员，但是科技奖怎么比都比不过诺贝尔奖的，而且也很多了。我曾经写封信给他们，提了些建议，包括文学，十三亿的华人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华人文学奖。我建议基金会拿出一笔钱来，奖金就是像诺贝尔奖，也不怎么多。大家商量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瑞典有个国王，有个常设的学院，常年地来评审；钱太容易了，一年有三千万的台币利息就可以弄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什么机构来做？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余光中：王室的传统是由继承而来，所以不变，而东方国家的元首都是变来变去的。
　　沈君山：传统很重要。
　　余光中：还有一点，不论是由台湾还是大陆来办这件事，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障碍。以瑞典来说，它在欧洲不是很小的国家，但也不是强国，它相当超然，不会牵涉到政治斗争。如果是在法国，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有敌意了！如果我们也请十八个委员，两岸都有高明的学者，海外也有……
　　沈君山：要有一个地位超然的常设机构，请超然的评审员来办。
　　余光中：建立公信力也很重要。刚才马先生讲到诺贝尔奖评审过程，他们十八位委员其实就像审案时的陪审团，听专家报告、辩论，最后由陪审团投票决定。
　　沈君山：最好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委托一个学术机构，找一个像杨振宁这样的人来主持，他在两岸都有公信力，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而且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修养。
　　余光中：对，他相当了解。
　　沈君山：我是相当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就是你讲的陪审团，陪审团的委员他们懂得欣赏文学，但自己是不能得奖的。问题是机构设在哪里？国家的力量太强可以干预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不如放在新加坡可能还好一点，就像放在瑞典一样，比较超然。新加坡未来十年内大概不会有人能得这个华人文学奖吧？我们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取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文学奖，不能有边界或政治的纷争，新加坡也许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余光中：摆在台湾恐怕难免有统独之争；
　　沈君山：不错，马上政治性就出来了，你给一个本土的，或是不给本上的作家，大家立刻就吵起来，那没有意义！
　　余光中：大陆也有相同的问题。
　　沈君山：至少现在，大陆绝对是政治挂帅的！大陆学者是可以请他们做委员，也可以给奖，这都没有问题……即使不在新加坡，假如用哈佛的燕京学社可能也不错，燕京跟中国渊源深厚。
　　余光中：只是燕京在美国，也有问题。
　　沈君山：可是找不到地方啊！哈佛燕京有传统，有超然性。嗯，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能不能拥有一个属于我们华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等待有心人一起来推动！
　　（选自1999年1月1日—5日台湾《联合报》）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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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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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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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堤
　　余光中先生横渡狂涛汹汹的海峡，到岳麓书院讲学。其时我因公干出差江西已有旬余，正欲结束旅行。跑车载我以每小时一百码的速度往回赶，如果路途通畅，预计可在余先生开讲之前赶回院中，恭迎先生并面聆教诲。然而，出门在外，不顺之事十之八九，车到半途，遇到塞车长龙，数小时车如蚁行，继之又遇暴雨，跑车一再减速。回到我供职的千年庭院已是晚上七点，徒见空空而微暖的座席，徒闻潇潇而窈窕的雨声，听众已作鸟畜散，而余光中先生也不知去了哪里，大概是被什么人折的一张阔大的荷叶“包”走了，就像余先生自己曾在诗中用荷叶包月光回家一样。
　　我对余先生仰慕已久，又因与他共拥一个缪斯，心中甚感亲切，于是便择一把尚有余温的座椅坐下来，将自己弃置于空空的场景中，想像余先生独握锦心绣口、宏辞丽句与凄凄秋雨厮杀，先生说一个短句，檐前的水声说一个长句；一边是超短的女裙，一边是齐踝的旧袍，就算没有麦克风助阵，滔滔的秋雨也会败下阵来。如此幻想一番，这人烟消隐的庭院，这迷迷而茫茫的风雨，也就有了横生的谐趣，而我未能面聆教诲的遗憾也涣然冰释。这样就又想起先生用荷叶包月光回家的诗句来，我亦想裁一节雨帘将这幻象中的场景包回家，“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地，像压过的相思”（余光中《满月下》），以后的缪斯岁月，也就多了一种牵系。
　　千年以来，以诗人身份到岳麓书讲学者，余光中先生为第一人。我曾在一册诗集的序文中说，从古至今以诗人身份供职于岳麓书院者，独我一人，话虽略带张狂，但亦是实情。岳麓书院素以来张学统为正学，历代住院学者大都皓首穷经，他们中的一部分虽说有诗词留传后世，但多系副产物，绝少纯粹的诗人登坛露脸。想到此露两手的诗家不是没有，而是没有机会。远的不说，就说清代的袁才子袁枚吧。袁才子人物一流，学问也做得不赖，诗歌风流洒脱，可他想不到在岳麓书院却碰了钉子，山长非但不请他讲学，还不准他进来观光，而更想不到的是，他走后，山长亲自打水执帚，将其站过的地方用水灌洗，唯恐诗人的风花雪月人士生根、挥之不去。弄得一代名俊如秋树孤蝉，灰溜溜索然无趣。与袁才子相比，余先生和我都属幸运者。余光中先生登坛讲学的镜头，亦将成为这座庭院历史的经典镜头。
　　时代在变，传统亦在变。一切都会在等待中来临，哪怕千年等一回。“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
　　在没有月光的秋夜，漫天的雨花也有睡着的时候，我坐在这座庭院的坐栏上，想起余先生这时也该睡了，“想起你的长睫该正缝起／缝起一串梦寐”，梦见你赴岳麓之约。
　　（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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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智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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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国梁
　　人想要表达点什么，将日张开，自然就有一种声音从其中出来。只是这人鱼龙混杂，发出来的声音也就各有千秋甚或无奇不有了。有的弱智、有的聪明、有的计人反胃、有的让人肃然起敬，不一而足。而在我的心底，一直渴望着一种声音，那就是智慧的声音。
　　1999年9月19日的下午，余光中先生偕夫人范我存女士飞越“一湾浅浅的海峡”，来到了湖南一座有文化的庭院，与湖南的部分学者与作家进行着一次没有主题的座谈。我有幸叨陪末座，因此也就有幸听到了一种智慧的声音。
　　还是在1982年吧，我在《星星》诗刊上看到过流沙河先生对他的介绍，说余光中先生是一只“浴火的凤”。“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当我死时》）；“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地，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等你，在雨中》）。还有“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的《乡愁》。当我读着这样的诗，我就想，流沙河先生真是一位智者，他在用他那支智者的笔，将一种智慧的声音从海峡的彼岸传递过来，这声音似乎有些遥远，现在，这声音却立体在我的眼前。
　　余光中先生个头不大，声音也不大。古人云：有理不在声高。我以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将自己的个头浓缩一点是自有其道理的，说话从从容容是因为他有着从容的底气。一个下午，他说了很多。他说他的诗不全在诗中，有一部分跑到散文中去了；散文也不全在散文中，有一部分跑到评论中去了。他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郑愁予先生得了大奖，聚餐。郑发现菜单的排列颇像诗歌，便发了一声感叹：唉，菜单。为此，余光中先生便打油了起来：菜单梦幻如诗歌，账单清醒像散文，稿酬吝啬似小费，食物中毒是批评。
　　座谈座谈，照理应是坐下来相互聊聊，聊聊两岸文化的异同也好，聊聊散文与诗歌也好。颇遗憾的是，那天下午的座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相得益彰还是少了点异彩纷呈呢？某些湖湘学者与作家像患了失语症，那种“低低在下”诚惶诚恐型的扮相也让一些无言的与会者坐立不安。好在余光中先生见多识广，他能在一些没有台阶的地方给人一个台阶，他能在一种没有智慧的语境中依然发出一种智慧的声音，怪不得有人评价：光中毕竟是光中。
　　（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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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文化甘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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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先生的湖南之行
　　水运宪
　　前年我访问了台湾宝岛。离开之前，我专程到高雄西子湾海边的中山大学拜访余光中教授。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作品也只读过很少几篇。我觉得那已经够我敬佩的了。
　　我问余光中先生到过湖南没有，他说没到过，我立即邀请他到三湘四水来讲学访问。一位在作品中对屈原顶礼膜拜的诗人，怎么会拒绝访问汨罗江呢？他答应了。
　　台湾人到大陆来访问并不难，有一本回乡证就OK了。但是余先生是位享誉中西的学者，每年到世界各地讲学的事务相当多，总定不下来湘的日程，加上他已办了退休搬到校外居住，昂贵的装修和日常费用开支也逼迫他不能放弃几所大学的讲座教学收入。这于我们也很难理解。年逾70的大学者，竟也如此为生计操劳！
　　今年终于接到余先生的消息，说他可以安排来湖南了。我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给有关部门和文学界各位朋友。然而此时两岸关系因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而变得紧张起来，朋友们担心这个时候接待他有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这个现实余先生肯定也是知道的，既然他义无反顾地到湖南来，我们也应该正正当当地接待他。文化交流的加强，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一种促进。
　　看来我们的顾虑有点多余。我把这件事向省台办主任、省海外联谊会主席石玉珍同志报告后，石主席不仅表态支持，还准备亲自宴请余光中先生。一算日期，那几大石主席正好要去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即使这样，石主席还是作了接待方面的安排，令人十分感动。
　　我原以为余先生是个太学者化了的诗人，湖南知道他的人恐怕不会太多。那天我在常德遇见了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欧阳常林，谈到余先生，常林不仅知道他，还能说出余先生的好多作品。听说余先生要来湖南，常林十分高兴，当时就同我商量，请余先生到岳麓书院作一场演讲，湖南经济电视台作现场直播。这是件很好的事，我当晚就给余先生打电话征求意见，余先生稍事考虑了一下便应允了。接着他提了个要求，想在演讲的头一天先到岳麓书院去一次，说是要“参渴先贤”。余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他大概是想事先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当然不是问题。
　　岳麓书院是我国最早的学府之一，正式以岳麓书院称名已有1023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讲台上有大理学家朱熹、张(木式)在这里设坛布道时坐过的两把交椅。大堂上方有康熙、乾隆皇帝的御笔金匾，森严肃穆，令人敬畏。①
　　①此段原文在收入本书后有改动。
　　今年夏天余秋雨先生曾到这里作了一次演讲。那位余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一名学者，以一本《文化苦旅》蜚声文坛。不料演讲之后波涛骤起，多是对秋雨先生相对千年学府的“份量”之争。而且至今“余”波未尽。光中先生也姓余，这真是巧合。据我所知，两位余先生也曾有过交往，秋雨先生对光中先生十分钦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引用过光中先生的精彩诗句。这便使我们对光中先生设坛岳麓书院的演讲多了几分踏实。
　　余光中夫妇来长沙那天，香港白年不遇的强台风刚过。他们乘坐的班机因为出港繁忙被耽误了七个小时。本应该下午六点半到达，却延迟到次日凌晨1点才抵达黄花机场。湖南几家电视台的记者一直守候在机场，终于见到客人出现了，新闻灯立即大亮，主持人容光焕发地开始采访，没有一丝倦意。这不仅使跨海而至的余光中先生大为感动，我们也为之感到振奋。
　　湖南人文化功底是很深的。在各个岗位的中年人、青年人，大多都读过很多书。对于余光中，我们媒体称他是一位“跨越海峡，追溯蓝墨水的上游而来的行者；一位用长江和黄河的肺活量唱彻民歌与乡愁的诗人。”这是机智地使用余光中先生的词句，对余光中先生一种很精炼的概括。他客居海外50多年，学贯中西，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兼任客座教授。几十年来，他用中文写作，纵横于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的“四度空间”，成就卓著。而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便是宣称一切文化的根只在祖国大陆。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12，他的一首《乡愁》沁人肺腑。“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如此平缓的诗句，一时间竟感染了多少炎黄子孙。
　　余先生在岳麓书院演讲那天，从上午开始一直下着雨。下午四点开讲，雨却越下越大。400多名听讲者在雨中纹丝不动，专心致志地听余先生讲学，令余光中先生大为动容。他曾在大洋彼岸作过学术报告，多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讲坛，还曾在新加坡国际会议厅向世界华文学者作过演讲，却从没有见过大雨中那几百双渴求知识的晶亮的目光。当有人提问说您现在最希望的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希望而别再下了。”后来他几次对我说，那不是一句幽默话，他真的被湖南学子的赤诚感动了，真的干心不忍。
　　两个钟头的演讲之后，余先生陷入了听讲者的重重包围。要求他签名的人大多，组织者只好把十多名保安人员都派上去，将余先生隔开。这时候余先生却不答应了，他说这一次如果不一一给听众签名，他将负疚一辈子。
　　我认为光中先生的演讲从现场效果来看也未必比秋雨先生的反响强多少。也许还略逊一筹。秋雨先生表达上有技巧，抑扬顿挫，颇会煽情。光中先生却讲得平稳，内涵深沉悠远，机智不在外露。演讲的风格两“余”各有千秋。从后面反馈的意见看，光中先生还是很受好评的。尤其湖南经济电视台对后者的宣传完全没有求助于商家，自始至终连一个商业广告也没有插播，纯粹的文化品味，十分受人称道。
　　余光中先生离开长沙后专程到了汨罗屈子词。我说是去参观，他纠正我说，应该叫“参仰”。后来又去“参仰”了岳阳楼。从岳阳又到了常德，在路上我故意问余先生说，常德也有参仰对象么？他立刻说，怎么没有？屈原是到过常德的，刘禹锡、姜夔、陶渊明也都是值得参仰的。
　　到常德的第二天，主人请余先生去看规模宏大的常德诗墙。走了一段，忽然看见封闭墙上刻着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那首诗。我同他开玩笑说，怎么样？这也是值得参仰的哟。他高兴地说，这个就不必参仰了，我在这下面留个影吧。当地的记者问他，在常德看见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感受，余先生贴着诗墙说：“这多好啊，现在是大陆在这头，我也在这头了。”在场的人听了这话，禁不住为他语言的机智和盼望统一的真情鼓起掌来。
　　余先生确实是位智者。来湖南一路，话语不多，但话语中都充满了学问，充满了机趣。我们陪同他，欢欣一路，拾珠一路，受益很多。哪怕对某处景致的赞叹，他也有不同凡响之处。比如到了张家界的天子山，人家介绍说，张家界的奇峰有三千余座，光中先生便连连点头说：“真是出尽‘峰头’啊。”那天徒步走过金鞭溪，大家对石峰上头怎么能长出那么人的松树百思不解。余先生也琢磨不透，说：“是啊，简直是无中生有嘛。”
　　当我们从张家界机场送余光中夫妇去香港转机回台湾时，李元洛先生对他说：光中兄，这次湖南之行，多有辛苦啊。余光中先生立即喜形于色地说：“更多的是兴奋。”
　　我知道光中先生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那天张家界市武陵大学请余先生去讲学，他就公开对学生说，一踏上湖南的土地他就渐入佳境了。他借用了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并且改了一个字，说他和夫人的湖南之行是一次“文化甘旅”。这句话使我们感到欣慰，也令我们这些沐浴着深厚楚湘文化的湖南人更加感到自豪。
　　余光中先生回台湾去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能再来湖南。一位已逾古稀之年的学者，作了一次平平常常的湖南之旅，吹进来一股外面的清风，就推起了湖南文化界阵阵波涌，实在给人以启发。在文化的范畴里，离不得外面的世界，又说不清哪些是外面的世界。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面的世界，而他在湖南感受到的历史人文，对他以及对台湾文化来说不也是外面的世界么？
　　由此看来，文化是少不得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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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楚云湘雨说诗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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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湘行散记
　　李元洛
　　台湾名作家余光中教授原籍福建永春，生于六朝古都南京，但他却与湖南有缘，云梦泽的楚云自小就氤氲在他的心头，屈灵均的湘雨也早就滂沱在他的心上。还是在意气飞扬的青年时代，他就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他写过多首歌颂屈原的诗篇，新近出版的
　　本评论集，即题名为《蓝墨水的下游》。70年代之末他在香港中文人学任教之时，常常缅怀故国，北望中原，曾向晚年流落湖湘的杜甫遥献过一首长诗，以《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为题，而湖南青年诗人匡国泰的组诗《一天》，也曾夺得他主编的《蓝星》诗刊90年代之初所设“屈原杯”的冠军，他在为台湾出版的《新诗三百首》所作的序言中说，“要是沈从文能读到匡国泰的《一天》，也会承认湘西并未被他写尽。”
　　不久之前，余光中应邀越过“一湾浅浅的海峡”访湘，一了他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夙愿。1982年，我在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名作欣赏》撰文，介绍他现在于神州已众口交诵的《乡愁》与《乡愁四韵》，近年来，多次港台聚会，不断书信往还。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是他的忘年好友，也是余光中作品研究专家，余光中1985年离港返台之后给我的信中曾经说过：“海山阻隔，而两心相通。神州之有吾兄，犹沙田之有维梁也。”他此次乘大鹏而来，不是作徒于南溟的逍遥游，而是作讲学游览于三湘的文化旅，无论是出于公务或是私谊，我都只能全程陪同了。
　　约翰生是18世纪的英国文豪，其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均卓然成家，地位大约相当于中唐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锦心而绣口，不仅笔花飞舞，而且出口成章，另一位苏格兰作家鲍斯威尔叨陪左右，随手记录，他的许多警言妙语才得以保留在其所著的《约翰生传》之中，不致随风而散。余光中湖湘之行的咳唾珠玉，我因为耳背而影响了收听率，实深遗憾，现谨就记忆所及，作此文暂时为他收藏。
　　绣口锦心
　　机智，是聪颖的果实，敏捷的骄子；幽默，更是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女儿。
　　早在19对年，当神州大地还笼罩在“红色恐怖”与“黑色幽默”之中，余光中就写过笔调轻松妙趣横生的《朋友四型》一文。他认为朋友可分为“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四种类型。这种四分法，虽然未必能将天下的朋友四网打尽，但四网恢恢，漏网的恐怕也为数不多。余光中推崇的当然是第一型，他说这种人少而又少，可遇而不可求，他们“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押，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余光中没有现身说“型”，自我归类，但这位心仪苏东坡的学者作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心有七窍，冰雪聪明，自然应该高居于“高级而有趣”之列。他白雪满头，外表严肃，似乎是一座城峭堑深的城堡，外人不易人内探其虚实，其实他更像一条童心不老的江流，逸兴遍飞时便会浪花飞溅。相交近20年，我以亦师亦友待之，或萍水相逢于会场，或杯酒言欢于雅集，或联袂同游于江海，曾多次听他咳唾随风，语惊四座。此次陪他游长沙，吊汨罗，访巴陵，印证陶渊明的童话兼神话于桃花源，俯仰大湘西的奇山异水于张家界，除了在多所高等学府听他传经布道，舌灿莲花，也随手将他沿途机智幽默的警言妙语，一一收进我的行囊。
　　余光中访湘，虽系两家邀请，但主要却由湖南作协副主席水运宪大力经办促成。余光中公私两忙，分身乏术，加之水远山遥，确实来之不易，而此间的安排接待，也颇费踌躇。来而不往非礼也，余光中除了在作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对作协表示感谢，在会后夜宴上觥筹交错之时，复赠水运宪以“水师都督”的官衔，并连连致意：“此次能来湖南，真是‘水到渠成”’。我也戏言说：“是‘如鱼（余）得水，呵广乘快艇掠洞庭而游君山，我与余光中、范我存夫妇坐在舱内，水运宪与一道陪同的作协办公室负责人彭克炯坐于船头，湖风袭肘，乱发当风。余光中秀才人情纸半张，又不忘送去几句慰问：“水天一色，你们在外面说的是风凉话呵！”
　　作协在举行座谈会之后，没夜宴为余光中夫妇洗尘，宾主尽欢，气氛融洽。主方频频敬酒，余光中说他的酒量非常“迷你”（英语mi mi，小的意思），并以英文解释“迷你”之意及其由来。“迷你”之酒酒过三巡，曲将终而人将散，许多人都要和余光中合影，他含笑端坐如一帧名贵的风景，其侧一个座位上合影者则此去彼来，余光中颔首而笑道：“这是换汤不换药哦广次日上午去省博物馆，参观马王汉墓出上文物展览。他在薄如蝉翼的妙衣和重似磐石的棺椁前沉思，向我们说：“真是死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一个人生时像开欢迎会，死时像开欢送会，欢送会总是隆重得多。不过，这位老太太倒像是作大规模的地下移民，临走时不仅要收拾细软，而且一应俱全，什么都带上了。”这个场所我不知陪同多少朋友来过了，感受已经迟钝而且生锈，乍听余光中一番议论，真惊为诗者新颖之言，智者深思之语，一派慧悟灵光。
　　余光中在岳麓书院演讲，讲题是《艺术经验的转化》，由湖南省经济电视台现场直播。时当夏日，风声却由簌簌而呼呼号号，雨势也由潇潇而滂滂沱沱。前不久余秋雨在此演讲，前来搅局的也是风声雨声。余光中在开场白中说道：“余秋雨先生名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的名字是光中，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未免有点冤枉，上大多少有点不配合。”接着，他化用其名作《民歌》中“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鱼也听见／龙也听见”的句式，说：“辛苦各位在下面听我演讲，真是风也听见，雨也听见。”台下数百位听众风雨不动安如山，余光中多次富于爱心又机智地向他们致以慰问。谈到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观书有感X，他即兴发挥：“今天从天而降的活水太多了，已经供过于求。我希望老天爷少点诗兴，多点同情心。”当有听众问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最大的感想是什么，他简要回答之后便王顾左右而言“雨”：“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希望雨下小一点。”余光中有诗集题名为《与永恒拔河》，演讲结束时有听众询其含意，他仍不忘回报风雨中济济一庭的热心听众：“今天与天气拔河，诸位是最大的胜者！”如此善祷善颂，台上与台下交流，引爆的当然是压过风声雨声的热烈掌声。
　　生活在现代的滚滚红尘之中，余光中更其酷爱大自然，一生好入名山游，并写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如对台湾的阿里山和玉山的山神，他就分别有散文《山盟》与组诗《玉山七颂》祭献。张家界的大名，早已写在祖国大陆之外的水上和风中，余光中蹈海而来，慕名而至，奇绝的风光该会如何俘虏他的慧眼灵心？
　　我们首先去天子山，不是沿山道攀登而上，而是乘缆车平地飞升。仰望高峙在云天之上的山头，余光中对我窃窃私语：“我们今天上天子山，朝天子去，应该说是‘朝天阙’呵！”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铁面无情的狰狞石峰成群结队，向我们的缆车挤来压来扑来，我不禁有点气短心虚，唯恐不测，余光中曾坐缆车登临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曾经沧海，他笑着嘲谑我说：“这些山峰真是‘出尽风（峰）头’，现在你只好听天由命，懊悔也来不及了。”
　　好在山灵并没有恶作剧，而是让我们平安到达山巅，观赏它摊开在我们眼前的神奇狞厉的风景。脚下石峰林立，峰壁几乎寸草不生，峰头却有青绿的草木在砂岩上寄居，有如神迹。余光中指点那些峰头上未得寸土却仍然郁郁葱葱的奇松怪木，连连感叹：“真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峰群在下，加之四周有巨大的如屏风的石壁围护，我就说它们像巨型的盆景，又像已经出上的秦涌，余光中便答道：“这些秦涌长了胡须。”余光中当年驾车横穿美利坚大陆时，曾作散文《咦呵西部》，其中写到科罗拉多州的连峰巨石，我问他与天子山比较又当如何，他说：“科罗拉多有成亿成兆吨的巨石，但却像印第安人酋长的额头，又红又皱，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朝拜过天子山的山神，我们又上黄狮寨游目四顾。石峰如剑如戟，如全身甲胄的壮士，但却听不见剑戟的交鸣，壮士的暗呜叱咤，石峰如润如浪，浪头一直拍向远方，但却听不见惊涛拍岸的声音。余光中注目凝神，叹为观止：“这样的杰作，不知大自然如何雕刻出来？”我们登上“摘星台”照相，台下乃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万丈深渊，台上白昼是蓝天丽日，晚上是夜空星斗，我触景生情，向余光中也向眼前的群山万壑背诵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余光中仍然报之他以一贯之的幽默，不过他这一回是调侃李白：“飞扬跋扈为谁雄的他，这一次倒是很谦虚，以凡人自居，没有说自己是天人。”说罢，我们不禁相视而笑，也顾不上李白听到后高兴不高兴了。
　　游宝丰湖时，遥见两峰之间的绝壁上，有庙宇隐隐，有人问余光中那楼阁是怎么建起来的，真是不可思议，余光中却赞不绝口：“妙，妙。妙不可言，‘庙’不可言！”一语双关，闻者绝倒。船游湖上，我建议余光中以手探水，以一亲此湖的芳泽，余光中欣然色喜，赞叹说：“这水好嫩呵广如果是诗，这“嫩”字就是“诗眼”，表现了他对景物与语言的艺术敏感，我不由想起他《碧潭》中写湖水的诗句：“十六辆挂桨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在水绕四门，从长沙远道赶来的湖南卫视台记者，以奇山异壑为背景，在一个其角翼然的小亭采访余光中夫妇，问及他游览张家界的感受，他说：“我在《乡愁》一诗中有‘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之句，而现在已不是这头那头了，而是在美丽的天堂的上头广如此隽言妙语，不仅是听众的我们为之动心，连四周旁听的群山大约也铭记心头了。
　　笔花飞舞
　　对华山夏水，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历史与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怀有强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他在近作《从母亲到外遇》中反复其言：“‘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魂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吃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湖南，是一方具有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地，前后历时12天，余光中倘祥于楚山湘水之间，呼吸于当代现世，顶礼往哲先贤，他预约预告的诗歌散文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挥毫，但所到之处，应主人之请题辞留言，他也已经笔花飞舞。
　　岳麓书院是千年学府，乃世人瞩目遐迩闻名的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在现场演讲之前，他就先去朝拜，在古朴典雅的庭院与历时千年的书香中盘桓半日，他也毕恭毕敬地题下四个大字：“不胜低回。”余光中年轻时留学美国，多年来几度讲学于异域，历经美而欧风，但他对民族文化仍然如此低首归心，与那些未识洋文即数典忘祖的学子，或一经镀金便挟洋以自重的学人，真有霄壤之别。河南洛阳人氏的贾谊，年轻时即有远见卓识，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多所建议，汉文帝刘恒既不能任用，复遭权臣攻讦，故被降职为长沙王太傅，后来死时年仅33岁。他的散文名作是《过秦论》三篇，贬职长沙期间，写有骚体抒情作品《吊屈原赋》与《囗鸟赋》，表现自己的怀才不遇与坚持理想的精神。他在长沙的故居，成了古长沙一处历史与人文的风景，自汉代而后，不少过客骚人都曾前来凭吊赋诗。余光中踏着前人的足迹而来，在濒临湘江的一条小街上寻寻觅觅，重温两千多年前的往事，也许是李商隐的《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重到心头吧，对纸挥毫，他“敬题”的是如下即兴自撰的一联：“过秦哀苍生，赋鹏惊鬼神。”
　　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汨罗江，在中国江河的家族里，远算不上波高浪阔，源远流长，但它却是一条名重古今的圣水，它温柔而温暖的臂弯，曾先后收留过中国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诗人，杜甫在上游，如今的平江县城，堆土为墓，屈原在下游，今日的汨罗县境，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余光中远来湖湘，怎能不去他的蓝墨水的上游凭吊，去汨罗江边的屈子词朝圣呢？早在1951年，余光中在台湾就写有《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其中就有“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2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1963年端午，他有《水仙操——吊屈原》诗，以水仙比屈原：“美从烈士的胎里带来／水劫之后，从回荡的波底升起／犹佩青青的叶长似剑／灿灿的花开如冕／钵小如舟，山长永远是湘江。”1978年在香港，复写《漂给屈原》一诗，余光中迎风而吟：“你流浪的诗族诗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1980年端午又写有《竞渡》，开篇就是一片鼓声：“二十四桨正翻飞，鳞甲在鼓浪／彩绘的龙头看令旗飘扬／急鼓的节奏从龙尾／隔了两千个端阳／从远古的悲剧里隐隐传来／龙子龙孙列队在堤上／鼓声和喝彩声中／夭矫矫竞泳着四十条彩龙／追逐一个壮烈的昨天。”余光中有挥之不去结之不解的“屈原情结”，“为何在末日的前夕啊，偏偏，你坚决／要独力阻挡崩溃的岁月？直到你飞扬的衣袖变成／起伏的狂涛，你的乱发／变成逆流惊啸的水草”，在1993年所作的《凭我一哭》里，他又一次以诗来为屈原招魂。如今，数十年的梦寐神游变成了亲历壮游，余光中的心潮怎么不会像江潮一样澎湃？
　　在“天问坛”屈原双手高举问天的塑像前，余光中也作双手高举抬头而问之状，请人摄影留念，并说：“他问天，我问他广在“骚亭”登高眺望夕阳西下中的汨罗江，本来四周草木静谧，忽然一阵急风吹来，风萧萧兮洞水寒，余光中感慨道：“忽来一阵悲风，这是屈原的作品《悲回风》吧？”在屈子祠中的屈原像前，余光中献上鲜花一束，低首下心鞠躬良久，神情至为庄严肃穆，这该是他“朝圣”的仪式了。在休息室小坐，主人款之以本地的“姜盐茶”，常德人氏的水运宪由于爱乡情切，大谈常德德山山有德，水与茶也如何不同凡俗，余光中这时也顾不得此来的“水到渠成”和此行的“鱼（余）水之欢”了，他反唇相问说：“你再吹也没有用，屈原是在这里找水的啊！”主人请余光中题辞，余光中说：“我来汨罗江和屈子词，就是来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找到了诗人与民族的归宿感。回台之后，我应该有好的诗文向屈原交卷。”沉思有顷，他以多年来一笔不苟的铁戟银钩，在宣纸上挥写了如下的断句：
　　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的起点？
　　昔日你问天，今日我问河
　　而河不答，只水面吹来悲风
　　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
　　汨罗江是中国诗歌史最早的源头，汨罗之北的岳阳，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镇，且不说其他，仅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与李白咏岳阳的诗篇，岳阳就堪称千古名城，诗文胜地。余光中从香港直飞长沙，航班原定下午六时到达，却延误至子夜时分，但在他因初游而期盼至殷的心中，李白写于岳阳的诗句“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早已不请自来，由此可见他对巴陵故郡是何等心向往之。
　　在岳阳，我们陪他朗吟飞过洞庭湖，于君山上娥皇、女英的传说里穿行，白天在岳阳楼头登临纵目，将千里烟波万家忧乐收入眼底与心头，晚上荡舟于秀美的南湖秋水之上，满载李白的诗句与月光。有记者问他的“人生理想”，他即兴回答说：“‘人生理想’是一个大题目，至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是我的一大愿望，今天已经实现，足慰平生。”这位记者复问他对湖湘文化的印象和感受，他的答复则是：“湖湘文化是最值得羡慕的，有那么多古代神话，还有那么多美丽的诗文。岳阳就是这样的胜地。览君山，临洞庭，当然是赏心乐事，但也是一大挑战，今人如何来题咏，就是一个考验。”余光中也面临这样的挑战与考验，我们期待他吟咏岳阳的佳诗妙文，但如同先期而至的最早的潮头，报道的是高潮即将来临的消息，他在岳阳楼为人题句，就有“秋晴尽一日之乐，烟水怀千古之忧”之语，而题赠岳阳楼的则是：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依然三层，却高过唐宋的日月
　　在透明的秋晴里，排开楚云湘雨
　　容我尽一日之乐，后古人而乐
　　怀千古之忧，老杜与范公之忧
　　与岳阳挥手告别，我们便前去沅水之滨的常德，参观长达6华里的诗墙，这诗墙因在防洪堤上镌刻古今诗歌名篇而闻名，其上就有余光中的名作《乡愁》。我和余光中各立于《乡愁》诗碑之一侧，举手紧握，余光中说：“原来我人在那头，诗刻在这头，现在不是这头那头，而都是一头了。”他称誉常德诗墙是“一道诗歌墙，半部文学史”，他题赠的“诗国长城”四个大字，在灿烂的秋阳中熠熠闪光。
　　在张家界，余光中为远道而来的湖南卫视台记者题辞。在群山的围观俯视之下，余光中略一沉吟，便落笔写道：“精神求其年轻，智慧求其成熟。”他的出口成章，挥笔霞散，不就正是精神年轻而智慧成熟的表现吗？
　　全程“伴奏”
　　前面已经说过，余光中游于三湘的文化之旅，无论是出于公务或是私谊，我都只能全程陪同，不过，与其说全程“陪同”，还不如说是全程“伴奏”。
　　余光中当然是十分难得而光彩四射的主奏。他是蜚声海内外的作家，驰骋文坛已逾半个肚纪，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编辑家。黄维梁教授称他手握五支彩笔，以紫色笔写诗，以金色笔写散文，以黑色笔写评论，以蓝色笔从事翻译，以红色笔编辑文学杂志和各种作品选集。至今为止，他已出版40余种著作，祖国大陆人民日报出版社等近20家出版社曾印行他的作品，北京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演唱他的《乡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曾多次播出对他的专题采访。除此之外，余光中也是资深的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不仅扬名于文坛，而且扬名于杏坛。此次秋日湘行，于岳麓书院现场直播的演讲，在湖南师大的说法，以及沿途去岳阳师院、常德师院、武陵大学布诗文之道，都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咳唾成珠。一直坐于其侧近水楼台的我，当然将月光也将珠王尽量收藏心中，而远在香港沙田的维梁，就只能凭空想像，如白居易的诗句所说“遥想吾师行道处，满天花雨落纷纷”。不过，有主奏就有伴奏，维梁没有同来，这伴奏自然就“舍我其谁”了。
　　我对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中的优秀之作，情有独钟，故而许多篇章能朗朗成诵，不，成“背”。1987年忝列于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大同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晚会上我曾背诵台湾另一位名诗人洛夫的《湖南大雪——赠长沙李元洛》，此诗长达130行，面对电视台摄像机眈眈的目光和台下许多双炯炯的眼光，我心跳而色不改，一气“背”成。1992年高秋九月，余光中、台湾名诗人症弦和我，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节目之一就是联袂参加“抒情诗之夜”诗歌朗诵晚会，我背诵多首古令名作，包括余光中共48行的《寻李白》。犹记余光中投桃报李：“李元洛先生的大脑就像电脑，但电脑没有这样丰富的感情，生动的表情。”有哪一位优秀作家，不希望他人欣赏自己的作品？何况是善赏善诵的欣赏者？余光中新地初游，他每次演讲甫毕，主奏暂停，我这个“旧两”的伴奏即随之而起，我即席背诵他的一些诗作和某些散文片断，并手拨五弦，目送飞鸿，穿插以背景的介绍、作品的阐释以及兴到意随的诙谐。永远气定神闲的余光中大约有如伯牙之遇钟子期，他接着朗诵的中英文诗更加有声有色，并指挥全场听众与他一起合诵《民歌》，在会场上掀起的是海洋上的九级浪。
　　余光中在湖南大师大以“诗与音乐”为题演讲，我就曾背诵他的《碧潭》《咦啊西部》《从母亲到外遇》等诗文。后者的片段我前文已经引述，不知余光中执笔为文时是否子规啼血？我背诵时只觉豪情陡生胸臆，热血顿时沸腾，而一诵既罢，台下掌声的潮水即汹涌而来，差一点要淹没其上的讲台。不过，背诵之前我曾“解题”，说“外遇”这个词很危险，有不安全感，但余先生生活极为严肃，其夫人是青梅竹马而今偕老白头的表妹，何况她今天因故没有亲临会场，余先生就更可以放心了——如此先谐后庄，先是因我的解题而笑声似浪，后复因余文的精彩而掌声如潮。
　　在我曾经任教的岳阳师院，大礼堂中1500位听众济济一堂，未开始演讲即已掌声雷动。我问余光中“合奏”如何进行，他笑说：“重施故技。”我在背诵两首诗后，即坐下打火抽烟，余光中当即神情严肃地当众揭发，说是他经常看见我抽烟，我之所以还要陪他去张家界而不返回长沙，就是为了在外面多抽几天烟云云。台下一时为之愕然，不知台上为何风云突变，余光中随即自诵他的诗作《请莫在上风的地方吸烟》，其中有一段是“请莫在上风的地方讲演／因为有人在你的下面／一连举了三次手／呃喝呃喝呃喝／你却假装不发现／就算你要讲演／也要让别人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呵嚏呵嚏呵嚏／有人在下风嘘你”，其诗本来就庄谐并作，加之诵者边诵边对我侧目而视，台下听众恍然大悟，于是“群情鼎沸”。余光中朗诵既罢，我随即背诵他表现环保主题的诗作《控诉一支烟囱》，如此一唱一和，是唯一的一次“预谋”，其他的伴奏就均是即兴发挥，即所谓重施故技了。
　　余光中在常德师院演讲，大礼堂内也是座无虚席，签名的队伍如同春节时摆动的蜿蜒长龙。最后一站是张家界，其地的武陵大学闻风而动，连夜在操场赶搭讲台，请余光中次日光临。第二天晴阳高照，阳光炙人，余光中就景取材，继《艺术经验的转化》《诗与音乐》《中英文之比较——兼析中文之西化》等讲题之后，以《旅游与文化》为题演讲，全场气氛之热烈亦如热烈之气候。余光中在演讲中说，到了张家界此行“渐入佳境”，并说在美国驾车旅行时，坐于其侧的夫人是他的“读地图员”。“伴奏”伊始，我指着高空的秋阳说：“现在正是九月，余光中写九月的阳光，有诗日‘鹰隼眼明霜露警醒的九月／一出炉就从不生锈的阳光’，阳光从不生锈，是余先生的首创。他今日在武陵大学的演讲，也是一场永不生锈的演讲广台下全校师生闻之掌声浩荡，然后我话锋一转：“不过，余先生演讲中也有两个错误，一是‘渐入佳境’，他到长沙后就即入佳境了，怎么到张家界才渐入佳境呢？另一个错误我必须严正指出，没有范存我这位贤内助，就没有余光中这位大丈夫，怎么可以将她降格为‘读地图员’呢广于是，我便背诵余光中散文《山盟》的开篇，并再一次将他纪念结婚30周年所写的《珍珠项链》一诗，背诵而背送给台下对之比较陌生的听众。正话反说，余光中也不禁为之莞尔，他说：“李元洛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作品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我最好的伴奏，相得益彰。谢谢他的演出。”然而，私下他却“不无埋怨”地对我说：“我此行说了那么多好话，你怎么就单单抓住了那个‘渐入佳境’呢门”彼此心照，我就笑而不答心自闲了。
　　高秋九月，湖南以它的嘉山胜水、传统文化和血浓于水的亲情友情，热情款待了来自彼岸的余光中，余光中也以他的讲演作为精神的盛宴，回报了他的听众。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全程陪同的水运宪和我还有彭克炯，在张家界机场为余光中送行。余光中引唐代诗人郑谷的诗依依惜别：“‘君向潇湘我向秦’，我这次的湖南之行，不是什么‘文化苦旅’，而是‘文化甘旅’啊！”
　　（原载《湖南文学》199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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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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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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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成琰
　　余光中，这位台湾著名作家的名字连同他的诗文，早在80年代初，就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悄然在海峡这端登陆，并逐渐被大陆读者所知晓和传诵。而其人却姗姗来迟，直到90年代才重新在大陆留下展痕处处。终于，余光中先生在世纪末微笑着朝湖湘大地走来。
　　初次见到余先生，我微微有些失望。瘦小的身材，清癯的面容，正襟危坐在毛泽东文学院那宽大的贵宾接待室里，面对大家众星捧月般的热情，一脸肃然。我纳闷：这位手持五彩笔，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仿佛吐出彩霞满天，令人神移目眩的余光中先生竟然如此拘谨，不苟言笑？然而，很快我就感到我被自己的“第一印象”捉弄了。在随后的接触中，我迅速地被余先生的睿智、幽默、才思敏捷、妙趣横生所折服，甚至征服，一个智者形象逐渐在我的心目中凸现、清晰。
　　在岳麓书院讲学中，余先生面对坐在风中雨中的听众，面对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镜头，从容不迫，娓娓而谈。他谈对岳麓书院的景仰，谈对“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向往，谈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的关系。一个十分抽象的话题被他谈得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苍老的声音在一个更为苍老的庭院回荡。我忽然觉得余先生与岳麓书院的氛围是那样和谐。仿佛千年前的朱熹和张(木式)就是余先生如今的模样和风度。
　　余先生还在湖南师大、岳阳师院和常德师院三所大学发表了不同的学术演讲，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当你看到上千名大学生齐声背诵余先生的诗作《乡愁》时，当你看到台上余先生高声朗诵他的诗作《民歌》，台下的听众齐声应和“风也听见，沙也听见”时，当你看到数百名大学生排着长队等着余先生签名时，谁还能说诗歌没有读者，没有知音？当然，那些故弄玄虚，故作深奥、自绝于读者的所谓诗歌除外。
　　多年以来，余先生一直梦魂萦绕汨罗江，追慕诗人之祖屈原。他曾写下过“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的诗句。今日他终于来到了汨罗江畔凭吊屈原。夕阳西沉，波光粼粼，秋风阵阵。余先生也在江畔行吟：“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起点？昔日你问天，令日我问河。而河不答，只水面吹来悲风。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在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余先生诗兴大发，脱口而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依然三层，却高过唐宋的日月。”并挥毫泼墨，欣然题词：“秋晴尽一日之乐，烟水怀千古之忧”，把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旨一语道出，也显示了余先生的忧乐意识与千秋情怀。
　　此时，正值中秋前夕。我们陪余先生泛舟洞庭湖上。湖边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似乎玷污了一湖的清水和满天的清辉，我们便把游船移到了湖心。但见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面对此情此景，众人一时沉默，进入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唯见湖心秋月白的境界。第二天我们抵达常德。当地的友人又在中秋之夜安排余先生在柳叶湖畔赏月。一样的湖水，一样的月光，只是是夜多了热闹。前来陪同余先生赏月的人数多达近百人。人们背诵与中秋有关的古典诗词和余先生的诗歌，特地请来的常德丝弦表演队也演奏了《良宵》《二泉映月》等名曲。余先生即兴讲话说，今年中秋节将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难忘的一个中秋节。
　　在陪伴余先生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在逐渐走近余先生，不仅在空间距离上，更在心理距离上。我获得了一个就近观察余先生的宝贵机会。原来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眩目的光环渐渐消失，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余光中先生，一个可亲可敬的余光中先生，一个谈笑风生、充满智慧的余光中先生。在酒桌上问他酒量有多大，他诙谐地说：“我的酒量很‘迷你’①。”
　　①迷你，英文mini，小的意思。大家轮流跟他照相，他坐着不动，打趣道：“这是换汤不换药。”参观常德诗墙，他又感叹道：“这是诗的长城，诗的堤坝。长城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堤坝可以抵御洪水的袭击，诗墙可以抵御什么呢？”他既像是自问，又像是问人。我在一旁紧张地思索：诗墙可以抵御世俗？抵御商潮？这时余先生悠悠说来：“诗墙可以抵御岁月的侵蚀。”我不禁拍手叫绝，毕竟是大师，胜我几筹。我时常凝视着余先生那被岁月的风霜染白的稀疏的银发，我觉得这是造化的恩赐，真正的智者和哲人就应该头顶着一座凛冽的雪峰，高处不胜寒。
　　余先生要去张家界游览了，我因故不能再陪同前往，只好在常德依依惜别。我握着余先生的手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从长沙送到岳阳，再送到常德，已经不止千里了。就此告别吧。”余先生也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能在台湾相见。”
　　余先生走了。他也许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肯定带走了我的思念。从今以后，我将会时常遥望海峡的那一边，把酒临风，浅斟低唱：“而现在人忍念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余先生在那头”。
　　（原《长沙晚报》199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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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文学院
　　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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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林
　　引言
　　文化与商业结欢，起先耳鬓厮磨，随后肌肤相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属知识分子活得最累，他们酷似两千多年前那位坐在家里担心天穹会一朝倾塌的杞国人，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姓“商”的财大气粗了，姓“文”的就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贬为丫环仆妇，连姬妾的地位都将不保，从此要低声下气，摧眉折腰，殊不知，这般诚惶诚恐纯属庸人自扰。姓“商”的固然大名赫赫，威风凛凛，豪迈得脱口就“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广，但他同样也有软肋，即所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若单论姿首，“文”家有女，堪称尽态极妍，无人能出其右。淡扫蛾眉的文化被纵情声色的商业视为尤物，这是可幸还是不幸？他们究竟是陌路怨偶，还是良缘佳配？
　　某些智者认为，表面看去，文化之冷艳与商业之热和冰炭不同炉，然而，冷艳者说不定更喜欢热和者的体贴，喜欢有人来托举她，让她唱云间之歌，作掌上之舞。当今时代，万千行业都已纷纷委身于商家，硬要蒲柳弱质的文化守身如玉，道理何在？余秋雨是真正的高手，一旦商机乍现，他就能像优秀的守门员那样将大力射来的皮球牢牢地抱在怀里。他曾在公开场合不只一次地讲过：妨碍文人极限发展的最大死敌是其自身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清高。此言曾让不少读书人如食苍蝇，深感不快。必须承认，余秋雨的目光的确湛亮如斧，在“流氓文化”（好厚黑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现实社会里，只有像他那样虎虎生风的土类，才能吃通和通吃。一部分“马作的卢飞快”的中国文人率先抛弃“崇高”和“清高”的辎重之后，好不舒爽，但可疑的是，这些如虎添翼的智者正在奔向何方？
　　照例，商家一通热闹的开场锣鼓，引出文化登台亮相，具体到人，这戏是由张三唱，还是由李四唱，或是由王二麻子唱，效果截然不同。即算商业包装做得美轮美奂，也不过帮衬帮衬而已，若是唱戏的人没有足够的底气，仍难免穿帮。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落后于大时代，基于学术交流和文化普及两方面的深谋远虑，挺身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合作，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和张(木式)会讲的忠孝廉节堂专程辟出讲席，春夏秋冬接引海内外学界巨子来此剧谈我见我识，迄今已办两期，率先升坛的是大陆的余秋雨，继而登墀的是海外的余光中。近年来，文学界有些喜欢侈谈“大文化散文”的高蹈派分子常饶有兴致地将“二余”相提并论，这种过于热心的生拉硬扯似乎并未使当事人感到多么愉悦。真要客观地评价，先须撤清水面上的“油层”，两人的才华、学识和成就究竟是在伯仲之间，还是相去甚远？这回天赐良机，我可以近距离好好打量一番了。
　　文化洗礼与人文关怀
　　七月流火，大地上燥热的身心都在期盼凉秋的到来，适逢其时，余秋雨恰如施洗者约翰自远方翩翩而至。老实说，我起始就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作为50年间在忠孝廉节堂公开布道的第一人，他的文化底蕴究竟够不够深厚？这是一个问题：嗷嗷嘈嘈的听众期望甚高，他能不能满足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很佩服他敢作出头鸟，敢向“枪口”上撞的这份勇气。
　　天公有心凑趣，无意搅局，主讲者既然是秋雨，天公便以夏雨应之，湖湘学人露天而坐，虽然被浇了个周身透湿，倒也随遇而安。400人的场面，多出百多个空位，可谓美中不足，事后，有促狭鬼搬照书院中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嘲之为“于斯为剩”，只易一字，尽得噱头。
　　毕竟是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场别出心裁的讲学不仅湖南经视台直播，还上了互联网，只要是有心人，纵在万里之遥，也可听到余秋雨的高谈阔论。
　　从电视荧屏上，我看到西装革履的余秋雨信手抓起一个名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缥缈话题，仿佛耍大蛇的艺人绰起一根草绳，挥了个风雨不透，颇有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架式，让人目之为神。可是待我倾耳细听下去，其言却水邈山重，云遮雾罩，越来越让人不得要领，越来越令人浑身沙痱子起爆。他说，中国文化有四座桥：一为经典学理之桥，二为世俗民艺之桥，三为信息传媒之桥，第四座桥最玄，尚有待于下个世纪去建构，他阐释其精神内涵为“真正揭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艺术气韵”。与我同看电视的朋友终于捺不住性子，狠狠地调侃了一句：“余秋雨何时摇身一变，成了桥梁工程师？开口闭口都是文化的‘四座桥’，却没有一座桥讲清了来龙去脉。依我看，他这四座桥并不比綦江坍塌的那座彩虹桥更让人放心。”“四”也许是余秋雨的幸运数字，他还曾在别的场合将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定为下世纪中国文化的四大中心，其中他对香港的前景尤为看好，称它是现代文明最敞亮的窗户（此前的惊人之论则为：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大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如此高见，却没有多少学人乐于苟同。余秋雨为何不讲自家饭碗里的戏剧理论，也不讲自家茶壶里的文化散文？这恰恰说明他心虚气短，故意藏拙。讲别的讲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将自己的长处暴露成短处，将自己的亮点暗化成盲点，那就等于搬起石头来自砸金字招牌，太不值得，太不划算了。他脑袋瓜子那么灵光，又怎会犯傻？
　　在这场纯商业炒作的讲演活动中，余秋雨充分表现了新新学者知恩必报的名士风范，他对于出资的湘财证券公司和开机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崇备至，投桃报李，回赠了大量库存的溢美之辞，为此还不惜以开碑裂石之掌推翻历史定论，抛吐惊爆人脑的海外奇谈：“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普及了白话文”——而非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横空出世——“这种成就又主要在于承揽了教材印刷权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参与。”这就是大学者余秋雨苦心孤诣的创见。听了他的高论，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真格一愣一愣的，久之才缓过神来，心想，以余秋雨的醍醐灌顶，或许只有木偶的脑袋才不至于化脓。
　　那天细雨霏霏，原是识相的好雨，润物细无声的化雨，然而露天而坐的听众是人而非物，淋雨岂能好受？余秋雨兴酣意饱地自说自话，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那档子事儿全然漠不关心，对台下听众落汤鸡似的苦状置若罔顾，也许是他将平日曲不离口的人文关怀匆忙问忘在了上海的家中，才显得如此之“酷”吧。
　　九月授衣，正是湘中民谚所谓“八月半，看牛讶子缩日(土勘)”的中秋时节，远程接力的余光中乘坐现代铁鸟飞渡海峡而来，这是他首度湘行，在岳麓书院讲学则是其中一站。若说天公不作美，未免有点冤枉，平心而论，天公并没有耍半点后爹的作派，无论是对大陆的余（秋雨）先生，还是对台湾的余（光中）先生，他都一视同仁。余光中却不肯敬领天公的这份盛谊，他调谑道：“余秋雨先生名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的名字是光中，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上天多少有点个配合。”紧接着，余光中以由衷之情赞美台下近四百位身披雨衣的听讲者：“我现在就好像面对一座花园，满目都是白色蓝色的花朵！”在余光中演讲和答问的一个半钟头时间内，他对淋雨的聆讲者多次表达关怀，十足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古道。他先是借用林语堂的妙喻来安慰雨中的聆讲者：“演讲也像迷你裙，同样是越短越好。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太长。”没过多久，在引用朱熹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他又说：“今天从天而降的活水太多了，已经供过于求广好一阵风狂雨骤，真好似鉴湖女侠临刑前所言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实况，倘若换在平日，演讲者的魅力和感召力偏弱，只恐怕树还未倒，湖狲（仅就其喻义而言）早就散尽了。余先生在谈到现代诗歌的兴味时，郑重补上一句：“我希望老天爷少点诗兴，多点同情心，雨能下小一点。”演讲的结尾部分，谈到“与永恒拔河”，余先生仍不失时机地感叹道：“今天与天气拔河，诸位是真正的胜者广隽语一出，台下听众久久鼓掌，为之欢笑。整堂演讲，余光中向饱经苦雨之灾的听众三致意焉，又岂止三致意？这样心心相系的仁蔼使疾风飘雨的凉秋也陡然增添了亮丽的暖色。
　　余光中的演讲题目为“艺术经验的转化”，谈的是文学与姊妹艺术（诸如绘画、音乐、建筑、雕塑、摄影）之间互为借鉴互为启谛的关系。其演讲内容既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首先，他强调了“知识”、“经验”和“想象”在文学创作中三位一体的依存关系，知识得于学习积累，经验来自亲历亲为，艺术家的想象则视天赋的厚薄而有强弱之分，因人而异；继而他谈到自己置身子横流的沧海之上，不改古典的立场，“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吃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文化是因人而存，无所不至的，为此，他特意引用了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期说过的一句名言“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以强调文化对政治的消解作用；终焉他敷陈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极力倡导的“人生模仿艺术”的观念，以说明艺术对人类的深度影响早已入骨三分，刮磨不去。余光中的演讲淋漓尽致，内容非常结实，信手拈出许多生动的例证。比如，何为“同情的模仿即创造的想象”？他标举了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和辛弃疾的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为例，还标举了古代男性诗人所作的“闺怨诗”为例，都很有说服力；艺术家的想象为何彼此迥异？他说：《圣经》题材入主西方古典绘画，圣婴与圣母可胖可瘦，实与画家所用的模特儿有很大关联；如何使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浑融一体？他以自己的诗作《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为解剖对象，调侃李白驾照被扣，酒债未偿，要是坐王维的“宝马”就好了，由他驾车，绝对稳稳当当，可王右丞已去开会——是辋川污染听证会。
　　余光中的精彩演讲为时一个钟头。会后，也有为数不多的湖湘学人将他的演讲晒之为“给高校二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不买涨可以，这正是他们的权利。更多的人则认为，余光中递给大家的确实是“茅台”和“五粮液”那样芳冽而饶有回味的醇酒，配方并不复杂，酿术却是一流，绝不是余秋雨先期端出的那等寡薄而多含杂质的村醒。
　　单就演讲而言，“二余”无可比性。
　　名家与大家
　　只要全方位考察一下余秋雨与余光中的著述、学问、才智和其他功夫，我们就不难获取一个明晰的印象。
　　论成就。余秋雨可划入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中，历年以来，他出版了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等四部，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等数部。这些单行而又风行的散文集内容多有交叉，读者按全价购买新旧参半的拼装品，读者吃亏了，余秋雨则赚了个满怀。以猛火大锅疯炒文学著作，风险明晃晃地摆在那儿，正所谓“成功我幸，失败我命”，这无可厚非，然而买一半搭一半的做法与奸商的公然行诈又有何异？文学评论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余秋雨的散文集一蟹不如一蟹，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余光中则在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的“四维空间”里纵横驰骋逾半个世纪，每一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自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迄今已出版诗集20种，散文集10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2种，共计40余种，选本除外，单行本中所收的作品绝少交叉重复。余光中以其多方面斐然的文学成就享誉海内外。
　　论学养。余秋雨中学尚可，西学薄弱，即便是在尚可的中学方面，也有许多贻笑大方的破绽和纵漏。例如，在《洞庭一角》中，他眉毛都不皱一下，就斗胆将娥皇、女英由舜帝的床头二妃强行降格为膝下二女；在《十万进士》中，则将“会试”和“殿试”混为一谈，尤为逗趣的是，晚唐的风流才子杜牧居然成了金榜上的“第五名状元”。纵然是时下的选美，再怎么滥，也只有“第一亚军”，“第二亚军”，尚未听说过有“第五冠军”。如此伤肝伤肺，低级错误愈演愈烈，愈烈愈演，皆出于常识不备，真让人头摇十下，齿冷三天。余光中积学深厚，中西贯通，其长达5万字的比较文学论文《龚自珍与雪莱》便是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他多年从事中、英文的教学和研究，治学十分严谨，要在他的文章中找到硬伤，难乎其难。
　　论才力。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有的篇什（如《风雨天一阁》）能化腐朽为神奇，文思绵密如锦，可谓才识俱胜；有的篇什（如《苏东坡突围》）则化神奇为腐朽，败笔累累如尸，简直不堪卒读。反观余光中的诗文，则元气淋漓，才华横溢《乡愁》《民歌》《当我死时》和《逍遥游》《登楼赋》《听听那冷雨》等代表作都流播天涯海隅，令人齿颊噙香。余光中敢给朱自清改文章，给闻一多改诗句，兼具霸气和霸才，这在当代作家中，尤为鲜见。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才华是雪浪三丈，乱石穿空，如钱江之潮；余光中的才华是断崖千尺，惊涛拍岸，如东海之潮。同具壮观之美而高下立判。
　　论诗外工夫。余秋雨是炒家中的顶级高手，其自我炒作在紧抓“反盗版”这一凑手题材方面表现得十分抢眼。他自始至终痛恨和谴责的都是那些躲在阴暗处食脑吸髓的文化盗贼——在《山居笔记》一书的序言中，甚至不惜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痛加挞伐——而对孳生这种“文化白蚁”的漏洞百出的现存体制却不敢公然表示一词一字的愤慨。细细推究一番，我们不难发现其动机只在耸动读者的视听，而不是引起官方的警觉：他的书销得好上了天，被群贼剽掠正说明他的“家底”厚实。这就给那些盲目从众、缺乏主见的读者一个假像和错觉：余秋雨的书就是牛溲马勃吧，也都是香甜可口的饮料和蛋糕，绝对多热量够营养。论沽名钓誉的诗外工夫，余光中不只是瞠乎其后，简直就是望尘莫及。起初，湖南经视认为他的演讲题——《艺术经验的转化》过于雅致，便托人劝说他往“乡愁”上靠得更近些，那样子收视率会更高，节目也可以做得更好看，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说，现代人受电视的侵害很深，他对电视的炒作手段不感兴趣。演讲之后，有位读者拿着一本盗版书让他签名，他瞅着自己被拐卖的“孩子”，报以苦笑。他能斥责谁呢？难道也为此在下一本文集的序言中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狂泄其愤吗？
　　论机智幽默。余秋雨的辩才出乎其类拔乎其革，张嘴就能滔滔不绝，满机灵的，但时不时拿腔捏调，矫揉造作，而且总喜欢绕弯子，闪烁其词。在岳麓书院演说时，台下有聆讲者提问，问他如何评价自我，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这话问得很唐突很敏感。余秋雨略一沉吟，便语惊四座：谈过去，难免要揭伤疤，揭伤疤就要脱衣服，当着这么多人脱衣服，不雅观嘛。他郑重许诺将来会写一部自传，给大家一个交待一一说到写自传，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曾挖苦道：“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一一那，就叫回忆录了。”余光中早就撰文表示他“不敢写自传”，却是为何？“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很显然，余光中同罗杰斯一样唱的是反调，泼的是冷水——随后，又有一位聆讲者问余秋雨如何看待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他照旧虚晃一枪，答日：这样宏大的课题，一言难尽，真要讲，得在湖南大学的大礼堂讲够四小时。余秋雨这番貌似幽默机智的表达，分明显示出黔驴技穷的窘困，让人看了为他难过十分。反观余光中，任谁提出天大一个伤脑筋的刁问难题，他都绝不敷衍，总要解答得丝丝入扣。他手中始终握着阿基米德的神奇杠杆，兼具张三丰的太极真功，除非不出手，出手就能四两拨千斤。有人问他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他借用自己现成的文句调谑道：“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此语耐人咀嚼。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趁神松懈的时候，赶快下笔。有人问他何为“与永恒拔河”，他一语破的：只要天天追求美，就是与永恒拔河，未必不能胜出。在谈到诗歌、散文与评论的关系时，余光中以一首打油诗调侃道：“如果菜单梦幻如诗歌／那么账单清醒如散文／稿费吝啬如小费／食物中毒，呕吐吧，像批评。”他语出机到，诙谐风趣，令人解颐，妙在其言雅，其味正，嘻而可喜，谚而不虐。
　　论表演才能。余秋雨独擅胜场，毕竟他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对舞台表演深有心得，煽情是他的拿手好戏。演讲演讲，一半是演，一半是讲。演起来，余秋雨手挥日送，眉飞色舞，遇到关碍处，则王顾左右而言他，聆讲者就算堵住耳孔，不听不闻，仍能看到天花乱坠。余光中不玩花招，气定神闲，谈吐精粹，纯以语言的盛宴款待聆讲者，虽无繁复的手势惹眼，也不在眉宇上巧做文章，但不表演是为大表演，其语言艺术令人心折。
　　有人说：余秋雨表演的是花里胡哨的猴拳，余光中表演的则是炉火纯青的太极拳。论内蕴的功力，论外在的观赏性，两人都不在同一个档次。
　　无疑，余秋雨是名家而非大家，余光中则既是名家，又是大家。
　　风度与气度
　　余秋雨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既聪明，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那种顶尖尖的“三明治”，意为，他有了“三明”，仿佛上天有了“三光”，你就拿他没“治”。称他为大学者，当然也会有人肯相信，如同相信木鱼也是鱼，木鸡也是鸡一样，只不过用它们做菜，就有点邪门。余秋雨还像一位商人，算不算儒商？大家可以举牌亮分来评定，既然是圈内人说圈内话，这事有得商量。余秋雨智商够高，要不然，他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成为弄潮儿和幸运儿，值得刮目相看的是，其人气一直很旺，如今仍在不断飙升。
　　余光中吐属清雅，雍容平和，童颜鹤发，道骨仙风，彬彬如也，谦谦如也，真学者之典范。借用余光中赞美大诗人叶芝的话说：“老得好漂亮！”
　　说到气度，余秋雨的风度再好，也罩不住了，他对自家的短处护得太紧，根本听不进饶具药石之效的逆耳之言，所有的批评者——不管对方的出发点如何，究竟是恶意还是善意——都一概被他贬斥为专与“文化盗贼”沆瀣一气的“文化杀手”。殊不知，他在“文革”期间作为“石一歌”的主要成员，才真正是捉刀的行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特殊时期的失足落水，但他从未作出巴金、韦君宜和邵燕祥那样的锥心忏悔，其人格魅力因此七折八扣，所剩无多。曾有聆讲者踩到他的“痛脚”，问他对来自文学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有何感触，余秋雨稍加沉吟，没再把“文化杀手”这个已要弄得很顺溜的“血滴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而是以一种漫不在意的语气说，他一直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只可惜至今还没有一篇批评文章能让他刻骨铭心。这话无疑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评论界人士想从余秋雨身上收集‘太阳能”，或者想令他坚闭的内心为之震落梁尘，不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且极可能此生无望。
　　余光中的气度如何？从他与李效的恩恩怨怨，我们可以看个分明。六十年代中期，李敖主笔的《文星》杂志遭国民党政府封杀，这位飞大蜈蚣一时生计大窘，遂毅然决然地向报界宣布，文坛已成伤心之地，他要投笔下海，卖牛肉面去。为此，他致函余光中，仍时刻不忘自我标榜，真是绝妙文字：
　　“我九月一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拆、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人贵妃裤中，岂足怪哉消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人三角裤？”
　　余光中见李大侠执意要玩下三路，恐其灵气为秽气所挟，便急人所难，立即挥就一篇意兴酣畅的广告词，为其张帜：
　　……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含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李敖搞出一个噱头，抖落几朵枪花，已觉过瘾，并未认真去卖牛肉面条，倒是在文坛开了一家大涮活人的“李氏火锅店”。余光中何幸，又何其不幸地成为了李老板涮汤的“主料”之一。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一如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余光中受此大粪浇头的辱骂，本可奋笔还击，却始终保持缄默，他坚守的是古典的儒家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诚不愧为梁实秋的入室弟子。从这桩公案，我们足可见出余光中的气度超逾常数。
　　论风度，“二余”各有千秋；论气度，余秋雨逊色何止一筹。
　　结语
　　在这座千年庭院，并不是每一次“文化洗礼”都让人受益匪浅，也并不是每一位“文化大师”都使人心悦诚服。揭破了挑穿了说，演讲者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声名冒险，弄不好就会将自家那口“上海造”或别处造的“文化砂锅”在这讲坛上砸得稀烂，徒然落下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柄，直让人冷笑三声，虫牙掉尽。诚然，炉火很旺，焰色也很美，但把并非铁打的屁股搁上去，做“韩国烧烤”，烤出的很可能不是啧啧的内香，而是肉臭。
　　电视追求名人效应，他们绝对不会吃亏；商家出资赞助，小小手笔，也是稳操胜算；而名人，被镜头狠狠地瞄准着，像被迫击炮瞄准一样，一巳“炸”成了碎片，可怜的名人呵，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像余光中那样已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躯”，否则，登台前，千虑一失的智者还是先想明白为妙。
　　余秋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给湘水余波添加了一串串貌似文化的啤酒泡沫，有人说他“余勇可贾”，有人却说他“愚勇可贾”。往昔，清寒的士子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就是“将身货与帝王家”，余秋雨早已脱下了殿前御用的袍服，其选择面已天宽地大。不管是“余勇”，还是“愚勇”，想必今后他对文化散文和戏剧理论都只会作有限的感情投注，他的成功将更多地体现在浸透了商业气息的文化推广和营销方面，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他将大有作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余光中去意徊惶。在岳麓书院，他题写了四个字：“不胜低徊！”可谓寄慨良多。余光中许多年前就曾深情款款地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绝非空口白牙说出的门面话，他真就抽身去朝圣了，“圣者”便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说，在屈子词的屈原像前，余光中低心俯首，向自己敬仰已久的夫子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这颇具经典意味的场面，在屈子怀沙自沉的汨罗江边，并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我们尽可以大胆预计，湘行之后，余光中远未涸竭的文思定将更加风发泉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广我乐于相信，他“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是痴情，而绝非妄念。
　　余光中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但他“咳唾落九大，随风生珠玉”的演讲仍将绕梁三日不绝，又岂止三日，三月，三年，将更久更久。
　　（原载《书屋》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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