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代意义的理解
作者:王宝娣 时间:2011/5/22 16:31:23 来源:会员原创 人气:7044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问，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了更为接近鲁迅本身的认识。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抗拒为奴”思想，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
鲁迅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和意义，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是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也给我们传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独辟蹊径的学术经典，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对中国人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的反思和对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无比精美的作品，正是这种反思和反抗的结晶。 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日本、韩国也是从反思这一点接受鲁迅的，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 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话，提醒着后人：“认识你自己！” 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需要逐步认识自己，实现自我意识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 晚清以降，对于中国来说，“认识你自己！”就不仅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实在是太不认识自己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还发表过林损的一首诗，开头两行是：“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闭着眼睛求圆满的“瞒和骗”的大泽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沦落了！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呵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意思就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他青年时代办《新生》杂志失败后，陷入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大寂寞。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了，明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看见自己”，正是认识自己的开始，开拓出了他一生精神历程的正确起点。20世纪初叶，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如何救中国的争论，有人“竞言武事”，有人又“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质疑，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批判别人，而且反省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员。诚如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鲁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记》为轴心呈扇状向外展开的”，他从“真的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求民族灵魂根柢上的全面觉醒，“通过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力图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号召青年们击溃“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不做奴隶的“真的人”呢？这就需要有人的意识，懂得人的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才可能认识别人，尊重别人，严格地遵守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民主与法律，实现人的自觉。
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学会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正确的认识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转化为“自觉的人”、“智慧的人”，实现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立人”理想，实现人的现代化。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传》，就最为集中、最为充分、最为艺术地体现了这一用意。 阿Q就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鲁迅从创造阿Q这个精神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的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让人们从朦胧、昏愦的醉迷中醒悟，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正视面临的物质实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
到了晚年，鲁迅对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世界。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没有实现精神解放。
总之，一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也正是鲁迅的信仰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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