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与写作教育

　　余党绪，出生于湖北，现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文学硕士，上海市特级教师，徐汇区学科带头人，曾获得申银万国奖教金一等奖、上海师大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园丁奖等称号。
　　关于当前的中小学写作教育，有专家用“三无”来表达自己的评判。所谓”三无”，即“无法、无序、无效”。对这个说法，我一直心存疑虑。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思虑之广，谋略之精，怎么会在效率和方法上毫无建树？实际上，从教学层面看，一线的写作教育不仅方法众多，甚至连“诀窍”“秘笈”也不稀罕。而且，教学效果也不容粗暴抹杀，单就遣词造句的水准看，我们的学生并不见得有多逊色。
　　在我看来，当前写作教育的问题不在方法与序列，也不在效率。或者说，根本问题不在这里。单纯强调写作教育中的技术性缺陷，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刺激写作教育中的GDP冲动，引发技术改革上的“大跃进运动”。在少数理论家的心里，希望建立一个终极性的教学序列或包打天下的训练体系，来解决写作教育中的一揽子问题，这个念头一直在狂妄地骚动。另一个则更值得关注，专注于写作教育中的技术问题，很容易将写作教育中众多纠结不清的问题浅表化和模糊化，而更为根本的内容却被我们忽略了，结果是南辕北辙，或者买椟还珠。借用一百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说，“体”之不存，“用”之焉附？
　　不妨例举几项写作教育中司空见惯的病症：
　　——人人皆知，撒谎、欺骗、编造事实、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不讲逻辑、虚张声势、片面、武断、上纲上线等等，都是人所不齿的品行。但为什么一旦进入写作，似乎就可为所欲为，甚至还可能得到奖赏？张维迎说，人生撒谎写作始。谁敢保证学生不会将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用到生活中去？
　　——写高谈阔论抽象议论的文章，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要握住你的手”，“诚信”，学生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而要学生就现实的具体问题表明自己的具体态度，表达自己的具体观点，就会手足无措，畏首畏尾，或者空话连篇，不知所云。如果写作不能为现实服务，为生活服务，写作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经过十来年的训练，多数学生已能独立完成一篇文章。为什么这些作文始终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不独思想一致，材料相似，而且思维方式雷同，表达方式单调。青少年的个性在哪里？他们鲜活的创意能力与创造能力到哪里去了？
　　这些矛盾显然不属于技术范畴，也不属于效率范畴。依赖技术或序列的改造来解决上述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我们略显粗暴地将上述病症也概括为”三无”，谓之“无德行、无生活、无个性”，那么这个“三无”才更值得关注和思考，因为它在根本上损害了写作教学的教育价值和文化意义。
　　写作究竟为何？这在源头上影响着我们对写作教育的理解。在我看来，教育领域里的写作理念，基本上还没有摆脱以科举写作为代表的精英写作的影子。在传统社会，文化被少数人垄断，写作活动关涉地位与身份，意味着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某种特权，写作能力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天赋色彩和神秘内涵。
　　写作，既是政治与道德意义上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是实现生命终极价值的途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司马迁将史学写作的目标定位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为儒者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后世的写作影响很大，让写作承载了太多太重的内容，也让写作者承担了更多的身份与使命压力。
　　有趣的是，即便是那些游走在正途与非正途之间的写作者，诸如李白、关汉卿、柳永等人，其写作在功名道德上的空间已被现实挤压，但青史留名的冲动还是洋溢在字里行间。
　　传统写作留下的文化基因充满了矛盾。主张“文道合一”，但实际上，空道德、泛道德、伪道德泛滥成灾，精英道德疏离了现实的人性与生活，脱离了大众，缺乏现实实践的土壤与基础，文字在更多时候不过是道德阐释、道德粉饰或道德辩解的工具。这样的文道关系必然导致“为人”与“为文”的冲突与分离，写归写，做归做，言行不一，这也许是“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另一种含义罢。
　　再如古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精神取向、文化结构与心理积淀上都居高临下的士大夫们， 以“文章千古事”的心态写作，即便是一草一木一虫一鱼，也要发掘其超越琐碎和庸常的恒久价值，这样的写作即便关注了现实，恐怕更多的也是隔岸的热泪，高楼上的垂青，是以抽象掩饰具体，以概念图解生活。当代作家莫言提出“作为百姓写作”，对“为百姓写作”提出异议。莫言反对写作者以精英的身份居高临下地俯视生活，他主张写作者就是一个具体生活的人，你对生活不是采取“介入”的态度，你本来就在生活之中。以精英的姿态介入生活，隔岸的热泪也冰冷，高楼上的垂青也冷漠。
　　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平等，已然或正在成为现实，而民主的社会、公民的权利也深入人心。在网络与信息时代，写作的形态、价值与意义，写作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作早已褪去了其高贵和神秘的色彩，日渐成为一种日常的交流与表达活动；而写作者身份中向来具有的精神导师、灵魂工程师的色彩，也在日渐淡化。
　　但是，写作教育滞后于时代，尺度之大令人瞠目。总体看，写作教育尚未能脱离传统精英写作的窠臼。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相应的评估体系，似乎都是为了培养超乎众人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而不是为了满足每一个学生作为公民的生活需要。这样的目标定位让不少学生对写作望而生畏，望而生厌，也造成了在写作教育中漠视学生的生命需求、脱离生活实践、禁锢思想、僵化思维的后果。   
　　基于这个理解，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新认识写作及写作教育的价值与功能，将写作从天上请回凡间，从贵族变为平民。在写作教育中，应该进一步强调“表达”与“公民”这两个概念，以“表达”来界定写作的基本形态与功能，以褪去传统文化赋予写作的超越或神秘的色彩；“公民”是人基本的社会身份，以“公民”来界定写作者的身份与姿态，界定写作及其检测的内容与标准。基本逻辑是：中小学写作教育应该培养以“公民表达”为核心的写作素养。 
　　1、以“公民身份”写作，让写作“有用”。
　　中小学教育培养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它的具体内涵应该是“公民”。教育不是万能的，人类教育的种种探索已经表明，那些通过教育来培养“圣人”、塑造“理想人格”、培养“天才”、打造“神童”的做法，是幼稚和荒唐的。
　　教育不仅不是万能的，教育还应该有其合法的边界。人的感觉、欲望、意志、情感、思想、智能，教育的切入都应有其限度。如果说由国家主导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公权力的话，那么，这样的公权力同样也应有其运行的边界。过高过泛的教育目标，必然不切实际，效能低下。公民是人基本的社会身份，中小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其他目标的达成均应以此为前提和基础。
　　公民教育之重要及其在我国的现状，借用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表述即可见一斑。晚年的李慎之先生最希望做的是编一套《公民教育读本》，来生最希望做的是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 一生波澜壮阔，一生孜孜以求的老学者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令人唏嘘。上海市将“公民素养”纳入“十二五”青少年发展规划，应该是很有见地的。公民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还应该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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