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不能再犯的一个方向性错误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给予选择并不是教育，学会选择需要教育。让高中生在高一高二就投身科目选考的轨道，并且自我承担后果，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高考显然不是轻易试错的场合，大学本科教育才是真正提供选择教育和较低代价试错机会的阶段。事实上，绝大多数高中生既不是凭兴趣，也不是根据志向来选考，他们自己的志向还没有树立起来，在高一就已经不得不听由阅历丰富的家长和一些所谓生涯规划营利机构的摆布。这次改革看似推崇选择性，其实根本不尊重学生自己去寻找真正的内心所向，没有给成长留下空间，反而迫使高一高二的学生立即终结不确定的自我生长，听命于成人的精明世故，把他们过早地推入应试轨道。
　　科目选考大大加强了投机取巧、规划谋算在高考中的分量，应验了“学生考得好，不如家长、老师选得巧”。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哪里是锻炼“选择能力”，分明助长了谋算的投机心理、精致的利己主义。
　　▍ 大学教育质量起点受损
　　科目任选不仅造成考试失序和失效，也使得大学教育起点混乱。大学教育需要以相当的基础教育水平为前提，高考本应该成为大学入学学业准备的制度保障。过去由于分省命题的关系，大学教师得设法照顾到不同生源地学生在某些知识上的缺失，这通过课外开小灶、同辈互助、视频资源等尚可弥补，毕竟虽然考纲有差别，但学生的能力都经过一定的选拔。所谓“高考改革元年”的2017级新生凭借五花八门的选考科目入学之后，教师不得不面对在存在大片基础知识缺失，而且在某一科的学习能力上完全没有经过选拔检验的学生，尤其是理工科避开了物理，人文社科避开了历史的情况。同一个课堂上，学生们的学业准备差异巨大，对教与学都造成很大麻烦，这种本不必要的麻烦将从根基上危害到大学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以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约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要修读“大学物理”课，因为它是绝大多数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必要基础。最近2017级本科生的“大学物理”第一次统考成绩刚出，上海、浙江生源学生不及格率比过去大幅提升（有的班高达30%）。老师和学生都承认，2017级没有选考物理的学生入学时基本只有初中物理水平，哪怕大学老师关心、同学帮助、自己努力也难以弥补巨大的学力差距。
　　这种制度性的不及格对学生的学习自信和兴趣造成严重打击，起步就大幅落后，劣势不断累积，可能再也打不开通向专业成就的大门。在物理教育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为此亲自深入浙江多地中学考察，奔走呼吁，笔者也访问了许多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均为此次科目选考改革的弊害深深忧虑。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来讲，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地培养大批工业领袖、工程技术人才，高中生逃避物理的大势说明，如此改革并不符合当前的国家战略。
　　那么另一方面，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录取时不能严格限制选考科目？制度设计者也发现，实际情况违背了初衷，2016年的招考中90%的大学和专业都没有设置任何科目要求。那是因为任何一所大学都处在某一个层次的生源竞争之中。在考生面前，大学实际上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清华和北大要争取最优秀的学生，普通的大学担心招不足相应层次的学生，过于严格、具体地规定选考科目很可能在招生中自设限制。
　　▍必考科目需要顶层设计
　　进一步讲，文理分科是正常而自然的，多数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有或文或理的禀赋倾向，从文理之分到逐步收敛方向进入特定专业的过程也符合高中与大学教育的衔接要求。我们真正反对的是为了应付考试只学文，放弃理，或者只学理，放弃文的严重偏科学习，文理分科本身不是问题所在。科目任意选考看似终结了文理分科，其实是把两种偏科扩散成数十种偏科，因为可以不选考，所以放弃学习的现象更加普遍，又因为选考组合变得复杂、战线拉长，弃学现象从高一就开始了。可以说，科目选考制度在纵容更加功利化、策略化的偏科学习。
　　在高考的制度下，考生和大学都处于各自的竞争之中，看似放开了选择权，考生和大学却都得不到选择自由。因为竞争态势下的趋利避害才是最佳选择，博弈的本性夺走了真正的选择自由。公平竞争是高考的本质，只要高考还是高考，放开的选择权只能助长竞争博弈，不会赋予考生和大学选择自由。改革前，有人批判高考这根“指挥棒”戕害了教育理想。殊不知，通过放权来削弱高考指挥棒效应，却把考生和大学都推入了更深的博弈泥潭。如果认清高考指挥棒效应的必然性，就会意识到，能阻止严重偏科学习，能够使考试回归实力比拼的本意，能够减少博弈因素的政策方向的，不是“选考”，而是“必考”。
　　高考制度承上启下，扼住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咽喉，考什么、不考什么，应当是重大的顶层设计，政府不能放弃树立考试标准、不断优化考试内容的责任。有的改革方案中文科必考历史，理科必考物理，可能是一项折中办法，受到了大学教师的广泛认可。真正值得下大力气推进改革的是考试内容的优化。高考还是指挥棒，高考考什么代表着国家树立的教化目标：我们要培养什么人？他应当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什么样的学习能力、什么样的心智结构？高考内容的改革决定了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导向。确实要避免填鸭式学习、死记硬背、过度刷题，这就需要通过改革优化导向，强化正确导向，而不是削弱、打散学习的方向感。
　　▍ 多次考试加重备考应试负担
　　同样本着赋予选择权的出发点，此次改革另一项创新举措是多次考试，似乎要把学生从“一考定终身”中解放出来，减轻负担。可是细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一考定终身”是个伪命题，如果“一考”说的是“只有一次考试机会”那显然不符合事实，自从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每年都有大约六七十万的往届复读生、社会考生参加考试，他们并不会受到录取歧视。如果“一考”是指“一种考试”，那么反而可以说，对所有人不分贵贱贫富，仅凭一种考试就能够切实开启阶层向上流动的道路，并且每年都有这样的机会——还有其他什么社会制度具有如此好处？高考早就不存在“一考定终身”的问题，一定要说 “一考定终身”的话，中考才是。
　　一开始问错了问题，于是无法对症下药。事实上，高考中一门科目多次考试会加重学业负担，扰乱高中教学秩序。以某地改革后的英语科目为例，每位应届生可以在高三阶段考两次，取其中较高分记入高考成绩，而其他科目都考一次。表面上，英语考场内外学生表情比以往轻松了，家长送考也减少了。实际上，九成以上的学生都去考了两次——哪怕能再高一分也好。在许多“精明”的高中，高三第一学期末其他科目教学都会暂停，让位于准备这门记入高考的英语考试。虽然高考英语总分有所降低，但由于两次考试，反而变成最受重视的科目。道理很简单，日常教学固然重要，但复习应考总是更紧迫。考试次数越多，备考的投入越大。如果更多科目都变成多次考试，备考战线会拉得很长，必然大量挤占正常的教学时间。所以，多次考试减轻的只是考场上的紧张，却会使平时的高中教育更加应试化。
　　▍ 个性化地学习，统一地考试
　　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在下一代的教育和重大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设计的制度要让每一个上大学的孩子都切身体悟到利己主义的精密谋算才是社会秩序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本质吗？从政策出发点来讲，不论是科目任意选考，还是多次考试，不应该把选择权视作绝对价值。赋予选择权只能增添虚幻的获得感，并不能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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