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拾趣

 

　　中华民族文化傲视世界数千年，唯赖汉语言文字作为传播媒介；还有幸成为东亚古代区域共同语文传承至今仍痕迹犹存。它的奇妙难以言传，堪称举世无双。
　　正因为缘远流长，作为汉语符号的方块字体现出炎黄文化传统和历史轨迹。从理论上说，汉语是分析性的单音节语言，没有形态变化，文字落实在形音意上而被指为表意文字；不比欧美的综合性为直接表音、间接表意的文字那样先进。但在实践上汉语文变化多端，文采风流，灵活自如，别有意趣。比如，我们每天生活离不开筷子，就记录了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别小看这双筷子，有着三千年的悠悠潇洒，很富民族特色。陆容《菽园杂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古人称夹取饭菜的食具曰“箸”，箸谐音住，意味着停滞不前，船家最讳，便反其意而称之为“快”了。又因箸始用竹子制成，便加上个竹字头，乃成为沿用至今天的“筷子”。以后有所考究，有铁制、金制、银制、塑料制、象牙制品，也一律竹字头称筷，如银筷、象牙筷、塑料筷等等。像这类因种种原因派生的单字，多如牛毛。印章是方块字的特产，它的形成和使用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后演化成篆刻治印艺术），秦始皇规定，皇帝印章称“釒木”；从“木”不显身份，不久改称“玺”，玉刻。臣民只能称印（民间别称诸多，有朱记、图章、押、戳子、关防等等）。到了唐代，因“玺”音近“死”，再改称为“宝”。过了若干年，不知为什么，皇上又不忌死了，也许觉得“玺”比“宝”更庄严吧，便又恢复玉玺。据悉当年日本天皇下的投降诏书签上“裕仁”大名，还加盖玉玺；和普遍使用筷子一样“唐”化了。“元宝”一词更是出于偶然的误读。原先古代的钱币叫“通宝”。比如“大唐通宝”、“宣和通宝”，铸造铜钿都把朝代年号环着方眼铸明。到唐玄宗时铸“开元通宝”，本意为开辟新纪元，非年号。币面上下左右分别铸上“开元通宝”四字，有人回环读成“开通元宝”；于是讹误反而变成“正宗”了。历史上还有一个朝代改称的故事也很有趣。据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称：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努而哈赤建立金国。汉人秀才范文程受宠，侍从左右。其时尚未入关，此前他建言谓明朝姓朱，朱明二字皆属火。火克金，乃大忌。而满洲清三字都有水，以水灭火，符合五行相克的学理。金清音近，皇太极遂改金为清，不仅有隐避汉族对完颜金（宋朝女真酋长完颜氏建立的金国）旧恨的作用，同时也免火克金的嫌忌。这固然是迷信之举，可是大清王朝却屹立世界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这种文采风流，试问中外历史哪有如此巧妙的记载？
　　汉语文还有一个传家宝，叫“约定俗成”；只要习惯上认可，便为成俗。中国的口语有一种常用的缩合法，也是拼音文字所罕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方左联出版了一本同仁半月刊，为避鹰犬耳目，又能表示革命，定名为《盍旦》。乍看颇拗口，可大有文章在。盍者，“何不”的合音，质言之就是：“天为何还不亮！”其实合音字也多如牛毛，像“诸”字是“之乎”的合音，现代汉语也常见，早在《论语》中就频频出现。如“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子张书诸绅”（《卫灵公》）。他如不正读“歪”，不要读“别”，不用读“甭”，不可成“叵”；成语里还有个“居心叵测”呢。这都可谓妙不可言。
　　说到“约定俗成”，不由得想到逻辑问题。一般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逻辑是思维的规律，其间关系密切。可是汉语文中有不少“反常”现象，逻辑规律则无能为力。汉字独行特立，本身就缺乏应有的规律。“马”是象形字（按六书分），下有四条腿，而“鸟”字居然也有四条腿，不知当初仓颉造字时是如何思维的。对于现行的简化字，用推理方法更推之不下。例如“購”作“购”，“講”却简为“讲”。“標”简作“标”，“際”简作“际”，但“察”不能简作“宗”。“敵”简作“敌”，“適”简作“适”，但“滴”不能简作“活”，“摘”也不能简作“括”……（引自《汉字“书同文”研究》，气象出版社2001年9月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那么，该如何解释呢？对不起，谈不清楚，“约定俗成”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