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的种种丑态——浅析《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

　　英国有句古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法国也有句古语：“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虽然喻体不同，但却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无论是金漆的鸟笼，还是被围困的城堡，都写出了人们面对爱情、面对婚姻时的矛盾、困惑的心理。以“围城”为题的小说，依理应该是一部爱情小说吧。然而，小说虽写了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但这并非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只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线索。小说依着这条线索，揭露并讽刺了社会中种种畸形现象，而知识分子则是小说批判、讽刺的主要对象。
　　《围城》被称为“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故事”，这里的四个女人想来是指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了，这几个女性在作品中都有正面描写，然而，有一个女性却被忽略了，就是那位未婚先亡的周淑英。她在作品中虽未正式露过面，但却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方鸿渐与周淑英的婚约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父母之命”，他对这位未婚妻的了解仅限于一张半身照相。他进入大学后，眼红别人一对对的谈情说爱，便写信要求父亲解除婚约，可见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进步思潮对他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其父一顿臭骂之后，他开始读叔本华，以“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自欺自慰，死心塌地地准备结婚。这一点足见其性格的软弱。未婚妻的染病身亡，他的一封吊唁长信，居然给了他出国留学的机会。方鸿渐在大学里屡次转系，最后在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而出洋“深造”，可见当时社会的“崇洋”心理，这一心理在其他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体现。方鸿渐出国后并不致力于学位的获得，只是随意地转校、听课，过着懒散舒适的生活，在生活费将尽之时便准备回国。然而父亲和资助他出国的丈人的来信却逼迫他买了张假文凭。这段经历、这张假文凭为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又可以说是周淑英给他的。
　　方鸿渐和鲍小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夜情”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有的只是肉欲的追求。鲍小姐是由其未婚夫资助出国学医的，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她与未婚夫之间也没有爱情可言，她只是为了出洋才和比她年长二十岁的男人订婚。她出国后便不断地追逐肉欲，不断地“引诱”和“被引诱”。她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从她的名字就可看出：“鲍”便是取自“鲍鱼之肆”之意。
　　方鸿渐与苏文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小说中的一个重点，很多被批判的人物都是通过苏文纨引出来的。
　　方鸿渐十分清楚苏文纨对自己的感情，也很明白自己不可能会爱上她，可为了躲避春日的无聊，他竟主动跑去“招惹”她。在后来的交往中，他任凭苏小姐对自己的误会不断深入，不仅不趁早解释清楚，有时还有意无意地助长这种误会，到最后只能发出“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他决无力量做得起主宰”的感慨。他对苏文纨的态度再一次暴露了他软弱动摇的性格弱点。
　　苏文纨也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博士，却偷取德国十五六世纪的民歌，改头换面，据为己有，还对方鸿渐诚实的批评大为火透；她出身名门，聪明能干，但内心却一片黑暗；她孤芳自赏，落落难合，希望方鸿渐对她“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喜欢赵方二人比武抢自己，但是她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间就分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身边就不热闹了”；在方鸿渐向她坦白自己的情感后，她恼怒至极，孤注一掷地破坏了他与唐晓芙的恋爱；她决定与曹元朗结婚后，还希望赵辛楣为了她终身不娶；一年后在香港遇见方鸿渐时，以军需官太太的高贵身份刻薄地奚落他的妻子笋肉夹……这一切均体现了她自私、虚荣、善嫉、心胸狭窄的本性。她甚至还堕落到私运货物，大发国难财的地步。
　　赵辛楣以苏文纨的追求者的身份出现，他一开始就把方鸿渐当作情敌，千方百计地排挤、奚落他，当苏文纨和曹元朗结婚后，他却很快和方鸿渐成了好朋友。对于他，只能说是一个比较世故圆滑的人，我认为他并不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最终成为苏文纨丈夫的曹元朗则是确定无疑地作者所讽刺的对象。他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标榜“新古典主义”，创作的诗却文理不通，毫无创造力可言，自己还洋洋得意，想来也就只有苏文纨赏识他，认为他是“顶有意思的人”。曹元朗的名字也寓含讽刺之意：元，即圆，乃是针对其相貌、言行而言的，“曹元朗”即“糟圆郎”的谐音。
　　在赵辛楣请客的宴会上，方鸿渐认识了褚慎明、董斜川这两位所谓的知名哲学家、才子。这两个人在小说中并没有多少露面机会，对小说的情节也没有什么贡献，可以说完全是为讽刺而讽刺，为讽刺而存在。
　　褚慎明自诩为“中国新哲学创始人”，依据只是西洋大哲学家的三四十封回信，而这些回信都是靠他写信去吹捧得来的。他只因柏格森不愿见他，就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罗素请他喝过一次茶，问了他几个“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加几块糖”之类的问题，到了他嘴里便成了“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了许多问题”。他可为不学无术、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董斜川虽不是不学无术，但也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他在捷克公使馆当过军事参赞，是个英年洋派的人，但却充满了酸腐的遗少气息，他在内调回国后竟发出“不须上溯乾嘉世，回首同光已惘然”的慨叹。他以“一开笔就做得同光体”自得，瞧不起新诗，更瞧不起女人做的诗，认为“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他谨守封建礼教，正眼不瞧苏文纨，因为“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平视”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他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
　　与方鸿渐、赵辛楣同行的李梅亭、顾尔谦以及三闾大学中的校长高松年、教授汪处厚、韩学愈等知识分子都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
　　李梅亭口口声声“严于男女之大防”，却在赴湖南的途中向妓女调情，吊苏州寡妇的膀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男盗女娼的假道学；那只随身携带的大铁箱和箱子里的卡片、药品活脱脱地现出了他不学无术、利欲熏心的嘴脸……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私卑劣、廉耻丧尽的士林败类。对于顾尔谦，作者着墨不多，但他阿谀、谄媚的猥琐之态着实令人厌恶。
　　校长高松年以小政客的手段办教育，把办大学作为个人进身的阶梯，所谓“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办大学成为通往政治生涯的坦道大道。他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却实为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汪处厚原是下野军官，他依附官僚，在大学里拉帮结派、钻营职位升迁。历史系系主任韩学愈外表木讷，却内心龌龊，用买来的假文凭行骗，并能把谎言坚持到底，还娶了个白俄女人冒充美国公民。陆子潇一心攀龙附凤，桌子上轮流装点着两封信，一封“行政院”的来信，一封“外交部欧美司”的去信；他专事吹拍，一得知方鸿渐也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立即向韩学愈报告，他是个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女指导员范懿在情场上施展手段，费尽心机，在借给赵辛楣的书上自己伪造作者赠言，以提高自己的身份，还极力贬低自己意识中的情敌……这些知识分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可谓丑态百出。
　　孙柔嘉最后成了方鸿渐的妻子，但她并非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是遭作者讽刺的。她千方百计地下了圈套，甚至杜撰出一封匿名信，让方鸿渐钻进她的圈套，与她订了婚。在订婚前，她温柔缄默，正是典雅、含蓄、腼腆、温婉的中国传统女性姿态；订婚后，她的性情大变，“露出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和方鸿渐在吵架中度日，前后对比，鲜明地揭示并讽刺了她精明、工于心计、专横、善妒的本质。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小说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一次大吵后，孙柔嘉离家“出走”，方鸿渐则准备到重庆去。
　　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比喻、象征，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使整个语言显得轻松、幽默，但所谓“笑里带刀”、“绵里藏针”，在这轻松、幽默的背后是辛辣的讽刺与批判，知识阶层的空虚、黑暗，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在此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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