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科大何以超越百年北大？

　　教育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这个故事可见一斑：“二战”期间，伦敦几乎被炸了个稀巴烂，但德国人没有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人也没有炸掉海德堡和哥廷根（德国著名的大学城）。这是敌对双方希特勒和丘吉尔之间的“君子协定”。有意思的是，现代大学的理念恰恰也来自这两个国家：英国的大学重教学，德国的大学重研究。美国则把这两个分支合并为一个主流，成为当前世界大学理念的主流。中国有一个大学忠实秉承了这一主流理念，并用短短10多年的时间迅速崛起，成为众口传诵的“奇迹”，成为亚洲大学的典范，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下文简称“科大”）。
　　香港科大坐落于在九龙清水湾，但与九龙的闹腾不同，它隐在峰回路转的山林。科大的竞争对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赞这所青山碧水间的科大“是香港最近10年来最有成就的大学”。这个“成就”的层次非常高：2004年3月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国欧莱雅集团在巴黎正式宣布，科大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叶玉如，荣获2004年度“教科文—欧莱雅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第二次获得这一有“女性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与此同时，科大现任校长朱经武可能会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是科大数量庞大的科学家队伍的一个缩影，科大现有的500多位老师，100％拥有博士学位，85％曾于哈佛、剑桥、耶鲁、牛津等世界知名科研大学就读或任教，多数在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考量，也算得上是精英。例如前校长吴家玮原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校长，是首位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前理学院创院院长钱致榕原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前副校长张立纲则是头顶5个院士头衔（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等）的高级材料专家，等等。 
　　1990年代初，当很多教授来到筹备中的科大的时候，科大还像一个大工地，乱糟糟一片，科大的未来还停留在想象阶段。除了负责全球招聘教授的人巧舌如簧外，是什么力量让大家敢于对一个空中楼阁抛出自己的赌注，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大在往后的十多年里一飞冲天？现在，科大最早一批的拓荒牛差不多都已离开，科大的历史在先行者的讲述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一致认为，科大的成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缺少任何一个元素，科大都不成其为今天的科大。
　　【科大前传】 生于忧患
　　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科大十周年庆典上高度评价科大对于香港的贡献：科大的成立，对香港营造学术文化居功至伟。 
　　要在香港营造学术文化，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科大理学院院长、杰出科学家张立纲提起香港的文化环境时颇多微辞，“在很多工商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市民的眼中，教育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对比了三地对于教育的不同观念，“在大陆和台湾，念书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对经济至上的香港人来说，教育并不是那么重要。” 
　　香港过去150年的殖民历史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当缓慢。香港大学创立于1911年，先是以医为主，孙中山即是在此毕业。52年后的1963年，香港才有了第二所大学——中文大学，但是，香港的人口在52年间又何止增加了10倍。又过了三十年，才有了“第三间大学”——科大。在普通人的意识里，香港社会有地位的政府官员、工商业界人士都出身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的经历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众多的校友也早已营造出了一个名利场：场里的人互相认同，互相帮忙，共荣共存。对于科大的创立，大部分的香港人充满了狐疑，“要上研究性大学为什么不去美国？”、“建科大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种种反对的声音，让科大从筹备期间就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 
　　科大的创立是在香港回归的宏大背景下完成的。很多人认为，香港回归后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香港经济发展的力量逐渐由廉价的劳动力转化为科技，逐渐由服务业主导变为高科技支撑。一位学者呼吁：我们再也不能依靠给欧洲和美国生产塑料桶谋生了。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则认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香港转化为科技经济，1997年对香港的冲击将会变弱；如果我们失败了，1997年发生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了，而且，我们将失去繁荣。 
　　1997年以后，香港和内地就会融为一体，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各自的优势也将合而为一，但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钟士元却认为香港应该和大陆在经济融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香港应该以提供智力为主”。张立纲教授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中阐述：香港可以不只是中国与西方科学界的“桥梁”那么简单，“桥”接连两岸，但却无人对“桥”苦心经营。人人都说中国人才济济、学术超着、技术精湛、意念丰富，而香港则财力雄厚，这话是真的；将两地的长处结合，一定大有可为，这话也是真的；但香港可以做的事情更多……香港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实力，唯有这样，才可与中国及西方有效交流合作，作一道不同凡响的“桥梁”。 
　　科大的创立表达了香港人成功迎接香港回归的一个决心，它的目标是用科学、技术和管理让香港成为一个经济的乐土。在这个目标的鼓动下，有两位被后来人称为有识之士的政府官员立下了头功，他们是香港第二十六任总督爱德华•尤德爵士（1982－1986）和香港“政坛教父”钟士元爵士。创办科大的构思由他们而起，他们眼光独到、意志坚定，为科大的成立做了奠定了根本性基础。 
　　尤德爵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并在任内达成中英协议，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任内去世的总督。《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1997年移交主权成为定局，尤德爵士深感人才储备的重要性，遂顶住政治风险，第一个提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所科技类大学的主张（后来有人建议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科大）。尤德爵士的妻子帕米拉•尤德评价说：“他对香港年轻人的教育非常感兴趣，他认为香港的科技发展很薄弱，科技人才也很缺乏，而这些因素能够增强香港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尤德爵士和很多人讨论这个主张，并了解到很多人和他抱有相同的想法，其中，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是第一个响应者。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上被孤立，香港作为中国商品集散地的优势不复存在。钟士元和很多深有远见的人一起，在香港建立起第一批制造业公司，并把产品用于出口，开创了香港的工业化时代。工业化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960年代，时任立法局议员的钟士元提出了增强工科教育的建议并得到了政府的响应，1980年代初，香港理工学院（1994年升级为香港理工大学）应势成立。 
　　尤德爵士提出建立科技类大学的建议时，时任行政局资深议员的钟士元积极推动科大建校，并于1986年5月被委任为科大筹备委员会主席，其后（1988年4月－1999年3月）担任科大董事会主席。科大前学术副校长孔宪铎这样评价钟士元：“他精力过人，经验丰富，办事认真，处事果断，领导有方，对香港的世事、人事都能明察秋毫，一针见血。我对他非常佩服。我更敬佩的是他对科大的那份爱心，科大像是他的一个孩子，他既感到骄傲非凡又感责任重大，你可以骂他本人，但不能骂科大一句。我深信，在他的心里，他也爱吴家玮，虽然每次开会他俩有时争执。但不管如何，在香港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位比他更爱科大的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以钟士元爵士为主席的筹委会的努力下，科大于1991年10月10日开学，比政府确定的日期——1994－1997年间——整整提前了三年，而科大从计划、设计、建筑到开学，前后只花了5年时间，创造了香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香港回归后，钟士元被港府授予“大紫荆勋章”，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勋衔制度中最高的荣誉奖章。 
　　另外，香港政府和香港赛马会对科大的建立也功不可没。前者对科大的投资当时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一次最大的投资，而后者不但捐出19亿港币作为建筑校园资金，还负责了学校整个的建筑工作。
　　【元老列传】 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漂流史
　　美国人信奉的民主是从《美国宪法》来的，200多年前订立《美国宪法》的那批人，对美国的发展起了导向性的作用。科大虽只是一所学校，但道理等同。现在谁也不能假设，如果科大的创校校长不是吴家玮而是另一个人，科大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吴家玮找的是这批人，换一个校长可能会找另外一批人，而这批人的想法就决定了科大以后的发展方向。张立纲说，科大对于其他人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于吴家玮来说，科大就是全部。由于吴家玮在吃饭的时候都不忘谈论科大，“大家都被他烦死了”。 
　　说起找人，孔宪铎在多个场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刚抵达美国不久，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人把一张报纸撕成碎片，然后又重新拼了起来，有人问他绝招是什么？他说：“报纸的反面是一张人脸，只要你找对了人，一切就都对了。”科大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间由留学生回来办的大学，聘请的教员，三分之一生长在香港，四分之一以上生长在大陆，六分之一生长在台湾，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任何一间高等学府能够聚集海峡两岸三地生长而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一大批人因科大的热情争取而群聚在世纪末的香港，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漂泊史上相当特殊的一章。 
　　最早参加科大的一批人有着大致相同的背景：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大陆，内战时正逢童年，随着家人去台湾，受完大学教育后再去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业（博士）完成之后，多数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心向中国，科大的创立是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选择香港最好的一点是，既可以尽报国之实，又无报国之累。由于科大的目标是做成MIT（麻省理工学院），由于这批人都有台湾背景，科大一度被戏称为MIT（Made In Taiwan）。 
　　如果科大早办五年，这批人归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晚办五年，又都接近退休的年龄，所以说是科大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另外，在科大创立的初期，香港教授的薪酬远远不如美国，要用香港教授的待遇向国外争取好的教授，具有相当的难度。可是，香港公务员（包括教授）的薪酬却在1988－1993年创校之初的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到10年后的1998年，增幅高达2.7倍。孔宪铎分析说，这些都是拜“九七”回归之赐。“港府为了留住人才，一路的加薪。谁都不能不承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香港在150年的殖民地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在十年里把公务员的薪酬加上二三倍，这是一个奇迹，也是科大的一个契机。 
　　19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衰败，一大批新出炉的博士比也就面临着失业，这为科大“趁人之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1990－1993年间，科大每年都要聘请120位教员，其中70％的目标都在美国。而此刻，香港的经济突飞猛进，香港也从仅供观光购物的港口，变成了成家立业的“东方之珠”，为留学生归来积累了相当的吸引力。而一半中、一半西的文化特色，让回港创业的留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适应。 
　　曾任职台湾地区工研院院长的科大副校长林垂宙把人看成是一所学校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美国那么富强，因为它的学生来自全世界，从45亿中挑出来，而北大、清华的学生则来自中国13亿人口，也许这就是区别吧。”科大的成功在于，最初找来的一批人都非常优秀，为科大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这样，随后跟随而入的人才会是高水平的，雪球效应也才会是良性的滚动。难怪孔宪铎要对科大初期招兵买马的两位主将吴家玮和钱致榕“致以十二万分的敬意”。 
　　卡内基研究所的领导人Dr.D.Brown把请人的诀窍归纳为一点：“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也是科大一以贯之的请人、用人原则。科大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院长齐锡生教授曾经担心，这么一批有成就的人聚在一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的规律会不会在科大应验。难得的是，大家虽然争吵不断，但对于科大根本的发展原则，大家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么一批“衣锦还乡”的中国人，来到了弹丸之地的香港，心中的自负自然少不了。据说，一些人到香港以后“总是摆脱不了那番回到故国有如天女下凡的心态”，一开口就说“科大没有条件和美国大学相比”，并自称“科大要成为研究性大学是因为香港没有研究”，一网打尽，一刀杀绝，招致香港高校同事们的一致反感，科大方面后来不得不派人去其他院校“以求沟通，并望合作”，才是算灭了这把火。然而，科大的“狂”由此可见不是一般地招惹是非。 
　　对于这段漂流的经历，多数的教授都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用张立纲的话来总结，中国教育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机，这么好的教授聚在一起，做一件这么好的事情。“这种机会，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上，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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