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极力推崇鲁迅

作者:不详  时间:2008/1/11 12:57:27  来源:《中外文摘》转载  人气:1325
  “鲁迅在外面的作用大”
  1931 年10 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1932 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
  1933 年初,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 年1 月,冯雪峰来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并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1936 年10 月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 年1 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1938 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 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 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 处之多。
  1937 年10 月19 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 年1 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毛泽东使用了4 个“伟大”、9 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 年7 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型。直径2.2 厘米,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 个繁体字呈半圆型。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
  对鲁迅著作的喜爱和运用
  1937 年3 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第一次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 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1938 年8 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 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 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
  1949 年12 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时甚至边吃饭边读,还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 正传》。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时,便以阿Q 为例,说蒋是“阿Q 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
  在1959 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 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此见不得人家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
  毛泽东还非常喜爱鲁迅的旧体诗,1958 年12 月1 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鲁迅活着会怎样”
  1957 年3 月8 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泽东所说的“33 个题目”,是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 年3 月6 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 个问题。至于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则是“文革”时期社会上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缘起,可能就是上面这篇讲话。两天后,即3 月10 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我是圣人的学生”
  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他对鲁迅的评价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鲁迅,他命人将《鲁迅全集》排成线装大字本,认真重读并批注。1971 年11 月20 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的时候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发出“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的号召。1975 年7 月14 日晚,毛泽东同江青谈调整文艺政策问题,对他们把周扬等一批文艺界负责同志长期关押提出批评,毛泽东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 年8 月,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本第5 卷第5 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毛泽东非常关心。1975 年11 月,毛泽东在周海婴的来信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
  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一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很快就呈现在全国广大读者的面前,对进一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附:关于翻译(下)
  洛文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
  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文章评论

共有 0位用户发表了评论 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