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读鲁迅小说《药》的突破口

　　高中语文课本收录了鲁迅的《药》。若按传统教法，从作者介绍开始，理情节、析人物、谈技法、品语言，一篇小说至少要三节课以上才能完成。教师什么都想讲，可什么都讲不透。课堂上教师左突又冲、昏天黑地；学生昏昏沉沉、眉毛胡子不知抓什么好。耗费时日，收效甚微。笔者实在不想重蹈覆辙，再做出力不讨好的事。于是尝试寻找解读小说的突破口，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纲举目张，以一当十。如此做来，收事半功倍之效。
　　《药》是篇艰涩难懂的小说，学生一遍读过，常常感到云里雾里。如若逐字逐句讲解，即便时间允许，也不能这么做，更何况味同嚼蜡的讲解早被学生厌弃。如若按惯例讲情节人物主旨写法等，无疑又将鲜活的作品肢解得七零八落，这又是笔者所不愿，也不忍。如何下手，颇费思量。于是，我从“病”入手引导学生探寻小说主题。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在小说《药》中就塑造了一群病态社会的病态国民，揭出他们愚昧麻木之病，意在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小说中的病人小栓，那萦绕于耳际的“一通”“一阵”“不住”“拼命”的咳嗽声，时时牵动着华老栓夫妇的心，也牵动着读者的心。从清晨起身时候的“一通咳嗽”，到服药前后的“一阵咳嗽”，再到康大叔夸耀“包好”时的“拚命咳嗽”，无不预示着小栓的病后果不妙，华老栓夫妇的希望之渺茫，这个沉疴在身的年轻人的性命系于一个人血馒头之上，悲剧就从这儿开始。
　　更为可悲的是，华老栓夫妇病态的心理。家里有这么一个病得很重的肺痨病人，老实本分的老栓夫妇半夜“忽然坐起身”，这是有心事和有心病的人的才会有的动作，非常耐人寻味。爱子心切的他在买药途中一扫刑场惊恐，“倒觉爽快”，“跨步格外高远”，他深信人血馒头能够治好儿子的病，为能买到这种神奇的药而深感爽快，步履特别轻松。买药回来，“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至于死者是谁，因何被杀，老栓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只想把别人新鲜的血小心谨慎地移植到自己家里，治好儿子的病，收获许多幸福。小栓吃药时，“他的的眼光，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似乎注进的是新的生命奇迹，取出的是病痛，收获的是幸福。华老栓夫妇亲子之情固然令人同情，但愚昧无知又着实令人心痛。华小栓病在身体，华老栓夫妇病在精神。
　　同样精神上病态的还有刑场上的那群看客。鲁迅先生对他们进行了漫画似的描画。“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是一群人的病，他们对鉴赏杀人盛举是那么兴致勃勃，那么如饥似渴。其麻木不仁令人发指。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这么评价中国的看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神情木然或兴趣盎然的围观几成国人的痼疾，至今仍未根治。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愤激地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先生此后也一直致力于疗救国民精神，然而疗救精神决非易事，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这么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身上必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先驱叫喊于生人中，生人无动于衷，非但无动于衷，凶残者、愚昧者、麻木者反而都试图从先驱的牺牲中获得物质的益处或精神的愉悦，甚至连至亲都不能理解反感羞愧，这是先驱的悲哀，也是先驱的宿命。鲁迅先生深刻感受到这种寂寞和悲哀。面对国民沉疴，社会痼疾，谁来疗救？拿什么“药”来疗救？这是先生提给当时社会的课题，也是提给后人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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