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热”能否取替对文学自身的审美研究?

作者:佚名  时间:2008/11/11 11:36:53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288
  温儒敏教授针对当今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发表评论,担忧这一“思想史热”是否可能取替“文学史”,即取替对文学自身的审美研究,以至于又回复到我们“以前曾经鄙弃的‘外部研究’,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评论,并力图介入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指点江山。”(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第10版)毫无疑问,温儒敏教授所察觉到的这一“趋向”真实地存在着;进一步说,何止现代文学界,何止文学史领域,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大概如此——文学学科在拓展疆域或进行“科际整合”的同时是否在遗忘和消解自我?所以,温儒敏教授的担心和忧虑具有普遍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反思。
  从历史上看,注重文学的思想性当是我们的传统。“文以载道”嘛,“道”是“文”之存在的理由,所以, “文”之所载之“道”也就成了文学史家们关注的重心。尽管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乏以形式精美见长的诗文,但其一旦进入文学史研究视域,往往就以“思想优先” 的原则评论之、褒贬之。包括我们的文学教育在内,从中小学的语文课到大学的文学课,教师无不是从文学的社会背景切入,无不是将文学的“思想主题” 放在首位。可以说,“思想优先”的批评原则已经积淀为我们文学研究的惯例和潜意识,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当然,注重文学的思想性没有什么不好,这应该是“中国学派”的一个特色,一个值得珍重和发扬的特色。问题是,我们在研究文学思想的同时,有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津津乐道、穷追不舍的“思想”是否属于“文学的思想”?真正的“文学思想研究”的可能性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当将“文学思想”与“非文学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史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非文学思想”通过史料、概念、行为和调查取证得以生成和存在,是“思想”的直接的赤裸裸的表达,语言文本作为“思想”的载体是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否则就是“言不达意”,就是表达的失败;“文学思想”则不同,语言文本作为“文学思想”的载体是能指和所指分离,“歧义”和“言外之意”恰恰是文学意义(思想)的表达方式。正如我们指着一条真实的狗说“这是一条狗”,和指着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说“这是一条狗”,两者所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语言的科学用法,是一种真伪判断,与文学无关;后者是语言的艺术用法,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评价(即所谓“思想”),是语言结构方式(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产物,是文本形式审美化使然。因此,关于文学意义和思想的研究也就不可能脱离语言文本本身,只有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发现的“思想”才是“文学的思想”,一切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的“思想”都不是“文学的思想”,一切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之外或之上的“思想”都是非文学的思想,文学的思想和意义只蕴含和渗浸在文本的审美形式中。
  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
  道理很简单,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不仅仅文学史研究,也不仅仅现代文学研究,“绕开形式直奔主题”是一种最普遍的路数。由这样的路数所阐发的“主题”或“思想”,由于不是建立在文本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不是来自文本实证,而是来自文学之外,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或思想史的,所以,对于文学本身来说究竟有多少意义也就不能不令人生疑。我想,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温儒敏教授将其称之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这种“转战”和“越位”一旦形成相当的气候,延续相当的时间,扩张相当的范围,那么,文学学科的自我消解也就为时不远了。
  于是,一方面注重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方面又能避免“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实现“思想”与“文学”的有机统一,也就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实现二者有机统一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形式阐发意义,即通过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阐发文学的思想。相对于“思想优先”式的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姑且将这样一种方法称之为“形式美学方法”。“形式美学方法”将使“文学思想研究”成为可能。
  按照我的设想,形式美学的文学研究应当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进行文本调查。所谓“文本调查”,除必要的校勘考订之外(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最主要的是对作品进行“细读”,即通过“细读”调查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并进行审美分析,包括关键字词或高频字词的使用,音韵格律、遣词造句或句法句式的特征,文本结构、叙说方法和表情达意的特殊性,等等。总之,对于文本审美属性的这种“调查”,在我们看来,应当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以此为据所阐发的思想,毫无疑问属于“文学的思想”。文学的思想与非文学的思想尽管有某种交叉或同构,但是,这样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并不是文学学科的“越位”和自我消解,而是它的“本位”和拓展。
  为了验证我所鼓吹的这种形式美学的文学研究法,我曾经选取了《灵山》进行个案分析,在此不妨略举一二。
  这部小说在形式上最显在的特点之一是人称代词的使用。全书(台湾联经竖排本)563页,8432行,使用人称代词11822次,平均每页出现近21次,平均每行出现1.4次。其中,最主要的是单数人称代词,共使用11283次,复数人称代词几乎不用。我又随意抽取了小说第11章进行统计,共使用人称代词 151次。该章共779字,大约平均每5个字就使用一次人称代词;该章共75句,大约平均每句话就使用2次人称代词。更奇特的是,《灵山》还用人称代词为人物命名,“你”、“我”、“她”、“他”就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其中,“你”和“我”既是两个主人公也是两个叙述者,并由此建构了小说的两条主线……。作者如此这般玩弄人称代词的用意何在?通过大量的文本调查和实证分析,我发现作者是在利用人称代词的“非特指性”制造所指的频繁转换,故意干扰文本的阅读理解,从而掩饰并排解一个游子的长篇独白的寂寞。此外,我又通过小说的叙述结构、时空交错及其界限、“音乐流”注入“语言流”的方式、汉语表达中的光影艺术等形式分析,阐发了小说所追寻的《灵山》之“山灵”(此略)。
  我不会认为我的阐发是最好的,更不会认为是唯一的,但是坚信这样的研究是实证的、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的、经验的、信马由缰式的,并坚信通过这样的文本调查和实证分析所阐发的思想是小说本身的思想,而不是从小说的外部强加给它的。
  其次,我认为在这样的文学研究中,思想阐发和艺术分析真正地融成了一体,“思想史”和“文学史”合二为一。如果是这样,那么,温儒敏教授的担心和忧虑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我还不得不顺便说明一点,这篇小说评论花费了我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文本调查”是很费劲的,写作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慢的。在当今各种“量化指标”的导向下,指望这样的写作速度“升等晋级”恐怕是很困难。就这一意义来说,最快最便捷的途径还是老一套路数,象某些“评论高手”那样,作品还没读完就大发议论,海阔天空,夸夸其谈。毫无疑问,“文学”在这样的评论中仅仅成了某种思想的“例证”,或者仅仅成了言说某种思想的“由头”,自说自话。这种脱离文学文本的“高空作业”所阐发的思想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属于文学的思想。文学思想史家们如果钟情于这样的“思想史”,那么,“思想史取替文学史”也就不可避免,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自我消解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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