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新时期文学是条河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８日专电     
　　新华社记者朱冬菊、于新超、姜帆 
　　“……中国文学之河，沿着自己的河床，曲曲折折地向前流动。流动过程中不断有新鲜的水注入，不断有奇异的浪头掀起”。 
　　作家莫言，文坛笔耕数十年，见证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社会变迁，亲历新时期中国文学嬗变。总结我国新时期文学，莫言如是说。 
　　中国文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在通往世界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经济，几与世界融为一体，而文学呢？ 
　　莫言告诉记者，他多次出国交流，感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被外国作家、评论家、读者关注。“外国人了解最多的是鲁迅、沈从文等人，然后是王蒙、张贤亮、陆文夫；年轻一点的有我、残雪、苏童、余华、韩少功、张炜、王安忆等，还有更年轻作家的作品也被关注”；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不同文字出版发行，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主要的文本都有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挪威语、荷兰语、波兰语、韩语、越南语、俄语……”“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都被译成了十几种外文出版，《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译成了五六种外文出版，还有多种文本正在翻译中”。 
　　“我感到中国文学正在受到西方普通读者的重视，已经从过去研究者的小圈子逐渐向普通读者群扩展。有一些商业性的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小说家的小说，过去基本上是被研究机构、大学的出版社作为一种研究资料来出版的。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这位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者说：“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作家的地位、文学的地位，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弱势国家，你的文学也不会有人重视。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当然也包括中国作家的努力创作，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假以时日，必将引起更大的关注和尊敬。” 
　　“新时期”文学的变化同样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的变化同样是巨大的。”莫言说。 
　　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大多数作家停留在拨乱反正阶段，写出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越来越强。“阿城的《棋王》、何立伟的《白色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的《虚构》、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出来了，跟之前的文学比较，这批作品有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作品的语言、意境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文学突然发生了转折……很多搞文学的人下海了，经商了，赚钱去了，当然，也还是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写作。那个时候正好电视剧出现了，有些没有下海的作家也去搞电视剧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慢慢又热起来，是以‘陕军东征’为标志的，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几部长篇为代表，这几部长篇小说悄悄地流行，引发了新一轮阅读高潮，也掀开了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写作的热潮。我觉得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来讲，文学总体质量并不比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差。” 
　　写出人性的作品才谈得上反映时代 
　　莫言认同“好作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作品”的观点。 
　　他的感觉是：“我们现在往往在强调作品的社会学意义的时候忘掉了它的文学性。”“当然，完全没有社会学意义的小说也未见得就是好小说，不过如果仅仅有社会性，那么我们只把事件记录下来就行了。既然是文学作品，文学性还是第一位的，仅仅记录现实，而不注意思想性，不给现实生活注入预见性的元素，这样的小说也没有多大意义。” 
　　他认为，作家应努力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新的思想元素，“尽管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我们应该能抓住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认识清楚、无法给出准确道德判断的现象”。“作家自身巨大的困惑，有时候本身就包含了新的思想的萌芽。你可以想得不清楚，但这种困惑你要表现出来。当然有这样的思想素质，小说里的人也必然是‘新人’，比如，上世纪高晓声创作了李顺大、陈奂生，当时来讲是新人，尽管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但这些人的身上已经包含了、具备了改革开放后的素质。现在我们的作品看起来是写当下的农民、打工仔和城市底层，那么再过十年，这些人物能不能让人们仍然觉得是不错的？作家作品是要经受考验的。文学的有趣也就在这个地方：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样的人物会被人全新解读。” 
　　有着数十年写作经验的莫言说：“一个人的文学观肯定不断在变化，但我想有一点始终不会变，就是文学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对人的理解。无论到了什么时期，文学主要还是应该写人的。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都离不开对人的灵魂、情感的描述和解释。”“只有写出人性的作品，才能谈得上反映时代。” 
　　新兴的网络文学是一个好现象 
　　网络兴起，写手辈出，如何看待新兴的网络文学？莫言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一个好现象。”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格局，文学的门槛降低了，走向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多样。当年我们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刊物投稿。”莫言说，“文学的神圣性因为网络消解了。网络提供了一个无限宽阔、自由出入的文坛，使得每个写作的人都得到锻炼机会……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写作，包括博客，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作家，一个潜在的作家。我们过去认为‘全民写作’是神话，可是现在，‘全民写作’逐渐变成现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写作群体，上世纪８０年代那种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身上的情况必然会发生改变。” 
　　在网络文学铺天盖地的情况下，传统作家会作转变吗？莫言说，个人有个人的考虑，至于他本人，没有考虑做网络文学，而会坚持传统写作，“因为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采取传统方式阅读的读者还有一个大数量，而在网络上阅读的人也不是我潜在的读者。每一个作家也不要幻想自己能够‘通吃’。现在作家群体中也是多元化、多层次，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作家的多层次是由自己的生活决定的，读者也分成了无数个圈子，每一个梯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 
　　“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普遍的，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也不能例外。”莫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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