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教育改进的八大期望
作者:不详 时间:2018/3/1 9:35:02 来源:网络转载 人气:339
（一）理性定位教育目标和方向
对教育目标和方向定位缺乏理性的既有政府工作人员，又有教育当事人。政府工作人员的非理性来自对教育基本事实和客观规律认识不够，唯书唯上过头，唯实不足；教育当事人则由于对教育局部利益和实际功利追求动机过强，对教育的过程和整体了解过少。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138个经济体当中“市场规模”排名第1位，而综合竞争力连续两年排名第28位，“宏观经济环境”排名第17位，创新及成熟度因素排名29位。同经济发展指标相比，中国教育与培训相关指标世界排名更为靠后。2016-2017年教育指标的排名——初等教育质量排第47位，高等教育质量排第54位，教育体系的质量排63位，数学和科学质量50位，管理质量61位。2017-2018年卫生及初等教育世界排名第40位，高等教育及培训排名第47位，劳动力市场效率排名第38位，金融市场发展第48名，技术就绪程度排名第73名。根据2017年世界创新的指数报告，中国排第22位，人力社会教育只有高一的水平，排第62位，中国的留学生占比较低，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不是双向平衡的。行政部门在政绩冲动下过于频繁使用新的概念和术语必然造成教育的各层级间的不协调，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混乱、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非理性左右和胁迫了教育去从容实现培养身心健全的人的目标，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错失学生的成长发展机会，损失将延续一代人，数量和规模都难以估计。
（二）聚焦教育质量提升
教育质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教育需求的重要内涵。教育质量问题已经尖锐凸显出来，中国教育已进入从数量规模的外延发展向质量提升内涵发展的转换节点。即便对于发展较慢的中西部及贫困地区，教育的主要问题都已经是质量问题，而非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教育平衡、充分发展实质上也是质量的平衡、充分发展；解决幼儿教育发展的短板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也需要从质量和内涵发展着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更是质量与内涵的建设。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问题众多，诸如幼儿教育各类事件频出，义务教育巩固率较低，高中受高考影响难以有效实现本阶段教育教学目标，高等学校“三不高”（所设专业志愿填报率不高、拿到录取通知报到率不高、入学后满意度不高）现象扩展。提高质量的关键是把提高质量、效益和效率放到更高位置；完善质量评价体系，形成良性教育评价生态，大力支持发展第三方教育评价；改变长期以来重数量轻质量，过于追求数量而质量意识弱，追求数量的发展的积极性超过追求质量的提高，重视经费投入、规模、硬件等方面，却缺少相应的有效提高质量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抓数量有术提高质量无方等状况。由于质量发展具有长远性、效果滞后性，成效不能很快显现，所以带有急功近利心态的各级教育当事人抓质量的积极性不高。如何在现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提升人才培养的品质、规格和社会适应性，降低教育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研究和评价相配合，而不少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是习惯于单打独奏，发号施令，成为教育质量提升的体制和作风障碍。
（三）妥善解决高考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高考综合改革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从改变政府包揽、计划招生、总分录取、单一评价标准等关键方面入手深化改革。一是完善评价需要从小学开始。选科困难是由于旧高考限制了孩子自我探索和发现的机会，综合评价需要小学、初中阶段就让孩子通过相应的活动发现兴趣和潜能，孩子自然能够发展个性，高中阶段也就不难做出选择。二是积极推进招考分离。“招考不分”体制仍待消解，尽早实现招考分离需要及时纳入改革内容；“唯分数论”积弊根基仍在，用一个总分排队录取几乎成为唯一依据的不专业性问题，学考科目、综合素质评价基本上游离在录取标准之外，没有发挥实质性招生选拔作用，不能全面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三是不断达成改革共识。坚持公平导向，尚需考虑不同利益群体诉求差异，改革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招生计划的合理性等亟待在过程中凝聚共识。四是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合作机制。政府需要强化服务思维，建立利益攸关方深度参与的社会合作机制，综合利用传统及现代沟通交流技术，搭建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信息交流平台，在个人与公共、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利益保持平衡，使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技术直接用于高考招生改进。
（四）确保教育经费并提高使用效率
受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2018年中国教育经费增长的风险进一步增大，提高教育优先发展以及教育与整体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才能为教育经费的增长提供认识基础。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的关键障碍在于对教育自身特性的认知不够，宏观上，各级政府一定要认识到教育是民生之本，涉及到每个人权利和人生幸福，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要找准突出问题治标，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办好特殊教育，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高中阶段教育，更好保障残疾人基本教育权利，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高效而有质量的教育。微观上，经费投入的事前评估、决策程序、绩效评估、事后监督不完善是经费使用效率难以提高的制约，降低教育行政运行经费，增加直接用于一线教学的经费;减少基建投资，增加教师工资及教师素养能力提升、从事研究活动的开支；减少学校外延发展的投资，增加学校内涵发展的投资。
（五）降低学生和家长的教育负担
由于整体教育的效率低，学生和家长承受着教育经费、精力与时间投入过高却产出低的压力，2017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在47.2%，平均费用为5616元。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观念白皮书》称，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84.0%都接受过课外培训班，为子女报1-2个培训班的情况居多，占比74.4%。另外，家长在子女课外学习的时间投入较长，87.7%的孩子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时长在11-15个小时的占比更多。家长在子女的课外学习中也有较长的时间投入，71.0%的中产家长每周在子女学习上的时间投入在6小时以上，以6-10小时居多。78.9%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课外教育年消费在10000元以上，超半数家庭在课外教育上年消费在20000元以上，占比52.3%。但在时间、财力上的付出，并没有换来预期的效益，家长的顾虑较多，最担心的是当前学校在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培养方面的缺失和有针对性的指导的薄弱，担心的核心是现有教育体系缺失针对每个孩子的个性化教育，28.1%的中产阶级家长有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
（六）公共服务的标准一致与办学主体多样结合分层满足人民多样教育需求
解决迅速生成的多样化需求与教育的评价标准单一，供给主体单一所带来的方式、结构、体制单一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政府更加充分、精准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责的前提下，找到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途径。就是在确保政府对每个受教育个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一致的前提下，通过不同的办学主体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由受教育者根据自己的实际加以选择。这样才可能避免将天性多样的人送进千校一面的学校，培养成千人一面的人，又难以适应社会不同岗位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因此，要下大力气做好供给侧改革，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要明确学校要为所有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考试成绩好的部分学生服务，也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只为符合该标准的学生服务。通过管理、评价改革，促进学校将学生的天性和成长发展的需求作为教学的第一依据，放在更高的位置。减少行政部门对学校教学过多的干预。
（七）加长薄弱公立学校发展短板
整体看，全国教育面积最大的短板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薄弱学校，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公立学校。2016年，全国共有乡村小学和教学点20万所，其中不足100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111420所，占乡村小学和教学点的55.7%，它们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高中阶段薄弱校最多的也是公立高中，大学阶段学校的薄弱面也在公立地方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校在公立学校，数量巨大的薄弱学校也是公立学校，这本身既是不充分的体现，也是不平衡的表现。借力乡村振兴“全面改薄”势必成为补齐基础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短板的必然选择，薄弱校的改造提升是实现平衡与充分发展政府所必须攻克的难关，需要对薄弱校在管理、评价、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质量、办学水平等方面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措施，促进薄弱学校自主提升。
（八）师生基本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确保教师的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确保教师的教学自主权。确保学生的睡眠、体育运动和自主活动时间，确保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瞄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不只关注教育总量，更加关注结构；不只重视供给，更加重视教育资源合理分享与配置；不只要求学校改善，更加紧迫地实施政府职能优化和转换；不用单一标准衡量教育发展，而要建立多元的良性教育生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教育更加快速现代化，在历史大视野下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方向不断探索，教育改进才能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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