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缺席和灵魂的溃灭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上的“帝王剧”、“皇后剧”、“格格剧”热播着，《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孝庄秘史》、《清宫秘史》、《还珠格格》、《格格出嫁》和地摊上的“厚黑学”、“官场学”热销着，王跃文的“官场系列”丛书，康雍乾的治人之术，曾国潘、和绅的处世之道被捧为“圣经”，这一切都使人感叹：这个民族的国民陷入在权利的欲望中太久了！在一个大力倡导民主与法治的世纪，这个民族缘何老想着梦里回到专制的时代？！ 
　　进入九十年代，精神的缺席又成为一大重症。文化生活圈里，人们特别欣赏“快餐”。大部分的中外名著缩写本就在身边，二十四史可以直接看译成的译文，学习古诗词，只需读其中的“名句”……人们的文化趣味正在发生巨变：一方面视传统的道德家园为臭不可闻的猪圈，另一方面具有现代浪漫主义性质的审美自由境界也在商品经济的粗暴蹂躏下成为一片废墟；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等都逐渐遭人冷落。作家唾弃崇高，放弃启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之后，开始写些“美文”，谈吃喝玩乐、琴棋书画、谈花鸟虫鱼，谈奇闻逸事、靓丽美女，谈性压抑、私生活等，就一般而言，这类“休闲文学”对于读者是有益无害。但另一方面，造成个体自由的天地越来越小，感情也日益细腻、琐碎，生活越来越精致，休闲麻醉了人的感觉，使人们丧失对社会的关注和热情，结果“休闲”变成了“消沉”，玩物丧志，生命力也越发孱弱，容易深陷痛楚中不能自拔。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化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对别的东西都没有兴趣，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一种文化病，一种社会病。时不时听人说，吃饱喝足就行了，还讲什么精神需求，还要什么自由！那都是“吃饱了撑的！”历代专制君主和大小奴隶主、封建主与手下也都会以如此的口吻 教导他们的“奴隶”。粗鄙化的背后，是一种古老的实用主义在支撑！更有官僚气、市侩气、流氓气的沆瀣一气，唯独没有体现文化命脉的“士气”，难怪上海的学者惊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在以利害为计较的商业社会中，作家们应当怎样固守精神的家园？他们能够象古人那样“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吗？恐怕本已薄弱的传统人文精神已经难于支撑眼前的利害。于是坚守着传统理性的作家走向了虚无。于是有的作家弃文下海了，有的作家改写、献媚于大众的所谓精神快餐了，有的则陷于无奈之后的反讽与滑稽，去充当中国当代的嬉皮士，更有的沉溺于对某些知识分子宣扬色情、凶杀、暴力、低级灰暗内容的氛围中，如《废都》，也有一些作家跟在西方大师后面搞所谓的“先锋”、“后现代”，还有一些以写官场和权利斗争为己任的趋时作家，如王跃文。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而又满目苍凉的视境中，某类作家像一个被抽空血液的器皿，灵魂缺席，人格萎缩，徒具一副空洞的躯壳，这是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悲凉的生存启示。 
　　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米》、张炜的《古船》、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刘震之的《故乡面和花朵》到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和唐浩明的“曾国潘系列”，我读到的只是中国社会的某些不足，作家的确对现实社会的体验洞察得太深刻了，久而久之，他们竟然异化为社会现实的感受器，而完全丧失了一个作家的主体和一个活动着的灵魂的主体。中国作家几乎用了全部精力关注社会历史并表现出某种无可奈何，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社会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们精神空间上的狭小和艺术想象力的衰竭。对于现实环境充满某种鄙薄，又没有敢于改造或超越环境的个体人格力量可以作为依恃，这使中国某些作家普遍患上了失语症。他们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与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精神力量的信任，所以他们只能麻木地闭上眼，只能以喜剧方式发泄对这种不合理想、不合价值的生活的消极情绪，而无法以悲剧方式表达他们对于理想生活、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坚守，对于苦难环境、荒谬人生的奋勇而又庄严的拥抱和担当。 
　　几千年以来的精神缺席导致了今天的精神仍在缺席，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仍然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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