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6570字。李白、杜甫的创作风格比较论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星悬日月、高山仰止的伟大诗人；是思想上的承接和发扬者，是时代文化的充分体现者，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孕育和个人才性契合的产物，并且散见于他们的创作之中。
李白与杜甫在创作风格上都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曾说道：“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而杜甫则在《进雕赋表》中表达了自己的述作之志。这种认识显然来自先秦和汉儒的文学理念。两个人也都反对一味地讲求绮丽靡艳。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曾说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乔象钟等学者根据李白这首诗而认为李白有复古倾向。李白确实受到了陈子昂的主张的影响，指出了“道丧”的现实情况，并且标举风雅汉魏，但是，李白并不是完全否定建安以后的文学。从李白的诗歌风格上看，李白明显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诗骚的影响有之，而元嘉永明的影响也有。李白的很多作品都曾对陶谢鲍庾等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杜甫也曾把李白比作“庾开府、鲍参军”。可见，李白并不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复古者。据罗宗强先生统计，李白的诗作中绝少有复古字样，而终唐一世，也罕有人认为李白复古。实际上，李白的主张和创作明显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与他相同，杜甫也广泛吸收了前人的艺术成果，也充分认识到了不同时代创作的艺术价值。而且，杜甫还鲜明地提出了“转益多师”，可见两人实际上都主张广泛学习前人的。我个人认为，作为才冠今古、博览群书并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天才诗人，广泛学习前人为己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李杜之间虽然颇有默契，但是他们的诗论主张却不完全相同。
最能代表李白诗论美学主张的词语应该是“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我上次课提到王昌龄的诗歌美，也属于这种炉火纯青的清真之美。）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例子众多，不胜枚举。李白诗歌的清新之美并不是斟酌雕刻得来的，他的诗作往往一挥而就，然而，这种功夫却不是寻常人能学得来的。王安石评价道：“看似容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李白的诗歌创作有着丰厚的学习积累，再由才气纵横的诗人于转瞬间构思酝酿。这种状态，真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讲的：“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於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
与李白相同，杜甫也讲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的诗歌美学可以用“传神”来概括。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五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而形成了一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