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综述
1979年前后，青年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等的诗作，以其整体情绪的朦胧、角度的新颖、语言的奇警，结构的不凡，引起了文坛内外的赞叹、惊讶、指责和争辩。于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写文章试图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指导；于是《福建文学》、《诗刊》等杂志和一些文学社团先后组织了讨论。一大批诗人、理论家卷入了热烈而冷静的交锋，由诗的朦胧、懂不懂而进入诗歌传统和发展道路等诗歌创作实质性问题，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达数年之久的大论争。
北岛等青年诗人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是那场深重的民族灾难中成长起来的，是从那场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走出来的。这灾难，使他们失却了童年金色梦幻，深深感到了黑色的深沉。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黑色的眼睛难免罩有黑色的迷朦，却又闪烁着希望之光。出于逆境而不失信念，复杂的情绪带有一种艺术上的沉思与苦闷。他们用黑夜给的黑色眼睛猛烈指斥，否定黑暗与罪恶。
他们不再轻信，想传统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告诉你八，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
诗人从大自然到人的幻觉、宗教，从客观到主观都予以大胆怀疑。诗人以挑战者的姿态怀抱人类的苦难，从事理性思辩。童年的梦幻虽然失落却不甘心，要寻找、建构新的人生理想，在“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的天空，发现“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同上）“我不相信”是这一代青年的宣言，怀疑是他们创造的前奏。他们以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民族历史和人生命运，即使是歌唱永恒的祖国颂，也异于五十年代高昂单一的基调，而努力抒发生活溶解在心灵的秘密、真切复杂的历史感受。
像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把一连串新奇的意象揉进了诗人 对民族历史的深沉思考之中，她所塑造的祖国形象，既坚韧顽强，又负着历史的重负：是“痛苦的希望”，“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出来"的簇新理想“。繁复的意象既有对民族文明历史的充分肯定，更有批判；是带着批判意味的赞美，是渗有思索痛苦的自豪，也是伤痕累累的希望之灵。
是的，他们的诗歌充满着东方的忧患意识，但并不乏激情、理想。他们黑色的眼睛 力图穿透过去，伸向未来。虽然没有廉价的歌唱。却以激越的生活之情和奔涌的诗情叩击读者的心扉。
读江河的《星星变奏曲》，你会感到是时代，是历史，赋予了青年诗人深沉雄浑的歌喉。艰辛的人生换来顽强的创造力和独特的审美观念。他们并没有跳到生活圈外，他们的诗恰恰透露了他们内心的秘密：尽管有过人生的折腾，“仍爱着飘动的旗子”、“火”和“金黄的星星”。这类诗留下了我国一代青年人痛苦而坚韧的脚印，令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痛切中有着平静，冷峻中含着亲切。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诗重在客观描写，直抒胸臆，那么这一代青年诗人更重诗歌的主观性。他们追求诗歌的整体象征，在跳跃的意象间串之以波动的感情。如北岛的《迷途》，整首诗借用象征的题旨，以“哨音”象征天使般的召唤，以“森林”象征遮挡日光的障碍因素，以“蒲公英”象征共同追求的同伴，或者如同“哨音”一样的外来引导力量，以“湖泊”象征追寻的归宿；其中“你”"和“眼睛”双重象征理想的化身。这首诗用九行诗句完成了一个追求的全过程，诗的主题深隐在象征之中。从整个诗群的追求来看，他们的诗歌讲究触发读者的再创造力和重新体验。
如顾城的《远与近》，虽然只有六行，却有力地表达了浩劫中人与人的隔膜、冷淡、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伤痕。隐于平白流畅之后的诗的主题和情绪，一旦触发读者的情思，就能引起强烈的共鸣。那深隐的主题含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像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墙象征着历史、人性孩童的心灵。经历过沙漠的人更爱生命的绿洲，受过污染的心更珍贵雪白的颜色。
“比我喝的牛奶还要雪白/还要雪白的墙/一直闪现在我的梦中/它还站在地平线上/在白天里闪烁迷人的光芒/我爱雪白的墙”。
“墙”的多重的整体象征，使明白晓畅的诗句也变得耐人寻味了。
除了整体象征外，奇特的意象及组合也是青年诗人作品给人深重感的原因。在艺术与生活之间，他们力图创造新的存在物和对应物。不是对现实如实的摹写，而是使那些浸泡着人情感的 意象，依诗人的情感，组合成新的图象。他们特别强调诗人的直觉和心理加工。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就是诗人对那个灾难岁月天地倒置的现实感觉，而又不是梦幻和联想。而舒婷的《路遇》中，“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地球飞速地倒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诗人的视觉、错觉、幻觉和感觉交叉起来，形成多边想象，连续的辐射性的想象，来表达复杂的感情。这些诗的结构中心不再是情节，而是诗人的情绪。意象之间，段落之间，行句之间空白扩展，在大跨度跳跃中，完成感情的焊接。诗在他们手中变得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更像诗，更有诗的抒情个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