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两种误解

　　有些语文老师对语文课的教学存在两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认为语文课就是讲故事。于是作者的生平或写作背景，可以介绍或一节课；抓住课文的某一个细枝末节或只言片语，就想方设法扯出一大段故事来；更有甚者，找到一个故事或一点课外闲话，就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完全以讲故事来搪塞教堂内容、替代教堂任务，消磨教学时间，课堂教学主题淹没在一大堆故事或闲话中，这就完全违背了语文课的教学本质和规律、偏离了根本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第二种误解：认为语文课就是单纯地分析课文内容，于是有些课文几乎被当作文言文来逐字逐句地串讲；或者大量查找相关的资料，对课文内容进行对照、补充、论证；甚至为了说明《林黛玉进贾府》中的丝绸是什么样的而特意穿一件丝绸衣服，用到课堂上作样品说明……带着这种误解去上课，往往把科普说明文上成了学术报告，把议论文上成讨论会，把记叙文上成思想教育课，总之，在内容上牵扯、翻滚、打圈圈，纠缠不放，而对正常的教学规程和教学内容则很少涉及或者干脆回避，至于语感的培养、艺术欣赏、美感的品味和情感教育等重要教学内容，在大脑中几乎没有这个意识。
　　语文课的基本教学规程，如生字词教学、词语的用法、句子的含义、文言翻译、行文线索、结构布局、写作特色、人物形象分析、中心主题的概括等等，都容易上得单调枯涩，学生不愿听。为了活跃课堂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适当地来一点幽默笑话，扯一点课外闲话，补充一点课外资料，或干脆讲一点课外故事，这些都是语文课的润滑剂，有时候是必要的，但因此对语文课产生误解，走向极端，必然喧宾夺主，必然淹没教学主题，偏离语文课本身的教学目标和意义。一切教学手段离开了教学主题，也就无效率效果可言，从而也就无价值可言。须知学生的语言知识和分析、表达、概括等能力，以及情感素质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不是单靠听故事就能获得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向四十五分钟要效益，就要惜时如金，不要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故事或闲话中。
　　语文课是开放的，弹性较大。故事可以讲，闲话也可以扯，补充资料也可以用，但又不能走向极端，那么到底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笔者认为，一是要对课文主旨或教学主题的分析有帮助作用，无关紧要的就不必讲得太多；二是要有一个适度，不要引述或讲得太多。举例来说：
　　上《再别康桥》一诗，有关新月社的创作主张，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可以多讲一点，因为这有助于学生理解的欣赏本诗的美学风格；有关诗人在康桥求学的事则可以少讲，因为这对学习本诗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徐志摩与林菲英女士在康桥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不讲，讲了就容易把这首诗看作是爱情诗，这不利于本诗的审美教学。
　　上杜甫的《登高》一诗，杜甫终生漂泊的经历和本诗的写作背景可以多讲，因为这可以形象而有力的说明诗人“万里悲秋常作客”的终生飘零之苦；而杜甫晚年因肺病戒酒的事则只需一语带过，因为这不是主题的主要方面。
　　讲《内蒙访古》一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的阻力及其意义可以多讲，毛延寿谄害昭君和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可以少讲或不讲。
　　讲《灯下漫笔》一文，黄巢和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故事就可以多讲，因为讲了可以帮助说明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批判主题；换钞的背景、原因和蔡松坡与“护法运动动”则可以少讲，因为这是了解相关背景知识的需要。
　　讲《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诗，黄盖不服周瑜调遣的故事就可以讲，因为可以佐证周瑜少年英气，诸葛亮祭东风和草船借箭的故事就可以不讲，因为讲了就有伤于本诗的主题。
　　总之，语文课允许适当地讲一些生动曲折的故事，扯一点幽默风趣的闲话，补充一点确凿可信的资料，但必须服从教学任务和教学效益，服从分析课文主题的需要，不可以漫无边际地盲目乱扯；其二要注意故事或材料不可引述过多，喧宾夺主，淹没课堂教学主题；其三要注意引述故事材料是要把学生的思维吸引到教学内容或教堂任务中来，而不是把学生本来集中的思维带去遨游天国，一味享受情节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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