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

　　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在《水浒传序》中他说：《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在第一回批语中他又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深有见地。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为殿帅府太尉，倚势逞强，无恶不作。高俅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而且品行不好，“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但他有特长，“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高俅在东京难以存身，“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后来遇赦，高俅要回东京，柳大郎乘机将他托付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怕他影响自己的子女，将他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把他推荐给王驸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来的徽宗，飞黄腾达，“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职事”。
　　小说家借高俅发迹的故事告诉我们，北宋徽宗时期官员的素质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欲，成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时这是人才选拔体制的问题，皇帝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升官、让你贬职。所以高俅的故事隐喻的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整体官员素质低下的失望，这才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乱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单八个“魔君”降世，纠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扰乱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一方面又成为“宋朝忠良”，力图以违背现实政治秩序的叛逆行为来达到整顿伦理纲纪的最终目的。这隐喻着“替天行道”思想的复杂内涵。
　　梁山泊杏黄旗上大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是一个含意模糊的口号。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号。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专利，现在居然有人擅自出来“替天”了，这便说明原来的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了，必须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个妥协的口号。在古代社会里，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敢“擅改年号”，不愿像李逵那样公然宣称夺取皇帝的“鸟位”的时候，便可以用这个口号，把“天”说成是当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为说成是代替皇帝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这样一来，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在《水浒传》小说中，九天玄女教导梁山义军领袖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小说第七十一回从天而降的镌有天书的石碣，侧首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写着“忠义双全”——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在《水浒传》小说里，“忠”、“义”是相辅相成的。
　　“忠义之烈”
　　造反与效忠原本是对立的两码事，怎么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水浒传》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为社会黑暗，奸臣当道，这才使得忠义之士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达到“为国尽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说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时写的《满江红》词说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后来燕青到东京，又向徽宗进言：“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经过几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内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终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讨，遏止觊觎国鼎的辽军，扫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腊。
　　然而，即使“魔君”已经改“邪”归“正”了，但在现实政治中仍然不得善终。这批“替天行道”英雄，仍然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小说的结局只能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水浒传》小说这样的描写，引发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宋江等人最终的结局说明，招安也许是坦途，但却意味着生命会消亡。这是对传统政治的深刻思考。这种政治思考告诉你，当你步入政治的漩涡中时，你可能面临道德的考验，可能最终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西游记》的人生哲理
　　一部《西游记》，是一部孙悟空的英雄史，记录了他的出生、成长、奋斗，直到成为“斗战胜佛”的全过程，探求他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成功的人生意义。
　　自在不成人
　　《西游记》小说写孙悟空的出生，有一点和普通人大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天生地长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神猴。
　　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他就摆脱了人与生俱有的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个体的人，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落入社会关系网中，有父母、兄弟姐妹，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网络。个体的人与生俱来地落入社会关系网中，不是“自在”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家庭、家族、宗族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文化也是这种家族文化或宗族文化。咱们习惯说“国家”，“国”是放大了的“家”。“忠”是放大了的“孝”而已，臣子对君主的“忠”是子女对父母的“孝”的放大。美猴王没有家庭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他一开始就不受任何的社会束缚，用小说的话，就是“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拘束”，成为一个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原生态的人。
　　那么，作为一个原生态的人，是不是就获得了真正的“自在”呢？这还不行。石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环境太狭隘了，来来回回的就是在花果山上，交往的就是那些个猴哥猴弟。他想要拥有更大的空间和世界，所以他就去寻仙问道，有了种种法力。这既提升了个人能力，同时也拓展了无穷的生存空间。一个筋斗云就可以翻出十万八千里，生活空间如此之大，可以为所欲为，来去自如。
　　有了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人就能获得真正的“自在”了吗？还是不行。孙悟空有一天突然悲叹起来，他看到老猴子一个个死去，想到自己迟早也要死去。孙悟空努力超越，到阎罗殿去，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掉。
　　于是，孙悟空有了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作为个体人，这是自由的最高境界。但是对社会人来说，却触犯了规范，社会不允许没有经过任何修炼就得到这种绝对自由。孙悟空扰乱了正常秩序，对于这样一个人，社会要么剿灭他，要么改造他。
　　孙悟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被唤醒的，原来他只有对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追求，但一旦上了天庭，孙悟空就变化了，他有对“名”的追求。原来他是没有追求“名”的意识的，你叫他美猴王也罢，叫他悟空也罢，什么都行。所以当孙悟空第一次被收容到天庭时，让他当“弼马温”，他还挺高兴，可以天天管马。
　　可是，当他知道“弼马温”是个未入流品的官职的时候，他明白了人和人之间还有官职的区别，于是他又造反了。他给自己创造了响亮的名号——“齐天大圣”。这是社会教他的。社会教他，人和人不一样，由于有制度化的衡量标准，人总是要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社会给你贴上标签的时候，你就得到一种精神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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