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老师惹谁了？

　　近日读了《中国青年报》教育版上关于南开大学的徐江老师批评中学语文教学和中学语文老师的文章，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确不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就不绝于耳，但从来就是只听见批评者的声音，听不到被批评者的回应，话语权不在基层中学老师那里。在这个日益多元的时代，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本文若能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则于中学语文教育，善莫大焉…… 
　　在当代中国，对中学教育批判，尤其是对中学语文发难，无疑是一项风险成本最小而社会效应往往最大的营生，于是许多聪明的个人和聪明的团体便瞅准了这桩便宜买卖，隔三差五冷不丁的放上一炮，然后再躲到一边去暗自窃笑。 
　　最近破门而出的是南开大学的徐江先生，据《中国青年报》编者言，以徐江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学语文讨伐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席卷而来了。我与徐先生当为同庚，一个在大学即将退休，一个在中学即将退休，两所不同层次的学校，造成了我与徐先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而且我相信我的观点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学老师的意见，故在此不揣浅陋一吐为快，以就教于徐先生与诸多方家。 
　　常规教学不同于学术研究，中学语文与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学科定位有质的不同。 
　　作为对国民进行基础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程，与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己任的大学中文系课程，在学科定位上各有其严格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派生出许多差异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一常识性的前提却恰恰被徐先生忽略了，并以此作为其批判中学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换言之，徐先生是以专业性的目光，来审视一门工具性很强的基础课的，于是诸多谬误的产生与众多中学语文老师的反对便毫不足怪了。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从事的都是常规教学，中学语文工具性的承担与人文性的承诺，更有升学率的功利诉求，都要靠大量的平凡的常规教学来一一落实。而常规教学便不同于学术研究，留给中学老师的学术空间即便有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常常并不是表现在对作家的研究和作品的解读上。正如大学老师也要上基础课也有大量的常规教学任务，而社会的要求则是其与学科前沿同步。用徐先生的批评便是“许多老师不动脑筋，把从教学参考书中抄来的东西一股脑倒给学生，这种独断式、学舌式教学怎么能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现在绝大多数中学老师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问题，他们急功近利，教案设计、课堂实录读得不少，恨不得现学现卖，可是其中独独少了自己的理解”。 
　　若要较起真来，即便是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大学老师，在对文本的解读上，真要不做文抄公，能拿出哪怕一点点超越前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解”，恐怕也非易事。那些枯坐书斋皓首穷经者所为者何，那些涵盖古今打通中外者所为者何，不就是为了在学术上提出一点“自己的理解”吗？可是事实却常常印证了印象主义批评家在一百多年前说的那句不无几分偏激的话：只有第一个读者在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他都不过是鹦鹉学舌。比如当今的以大学教师为主干的文艺理论界，在种种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形成的热潮消退之后，开始为自己淹没在西方批评话语中作难了，开始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犯愁了，过尽千帆皆不是，论文专著堆积如山，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又有多少，又哪儿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取得的呢。更何况千万不可小瞧中学语文课本，入选其中对作家作品难得的一份殊荣。换言之，几乎任何一篇课文，在分科细密的大学里都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用徐先生的话说，“教授作的研究越偏越好，哪怕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狸毛，几本书穿起来，就能形成一篇《狐狸毛与文化》的研究”。这话虽说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说得倒也是实情。可是到了中学语文老师那里，九九归一，基础性学科是根本容不得你去作如是研究的。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天桥的把式只会吆喝，徐先生贾其余勇现身垂范，给中学语文老师上了几堂示范课，老夫缘悭一面，未能亲聆教诲，并一睹徐先生风采。所幸《中国青年报》对其中两节课有观点性的报道，可资学习。然而细细读来，却徒生一种“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的感觉。一节“《游褒禅山记》新解读提要”，在先使用“表现”和“表现性”的术语吓唬你一通，让你云里雾里莫测高深之后，落到实处的东西，也就是“平、近游者众，险、远游者少”，“概括说就是人们多‘就易避难’”。而引导学生“学以致用”之处，便是说“去悔”，说“进取”，谈“慎取”谈“深思”。恕我直言，我实在看不出对文本的把握与迁延新在何处，有哪一点是“自己的理解”，有哪一点超越了教参教案，有哪一点不是“独断式、学舌式教学”。另一节《我的空中楼阁》，倒是上出了“新意”，一位台湾女作家的一篇美文，吸引我们的是那文笔的灵动，那情思的飘逸，只开篇分列的两句“山如眉黛，小屋恰如眉梢上痣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便如诗如歌。那比喻的新颖典雅，那句式的跳动活泼，既鲁钝如老夫者读来，亦每每为之低回，为之击节。徐先生不去引导学生含英咀华，歌之咏之，却偏偏要引导学生去挖掘作者的“思想性”，去领会文章的“哲学思辨”，变轻灵为沉重，化洒脱为晦涩，与女作家的初衷，相差可以道里记，以至于一篇如花似玉的妙手文章，居然让学生产生“听不懂”的普遍反应来，课上到这个份上，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作者死了”，“任意能指的游戏”，倘若我尊敬的同行有谁对这些后现代的批评语汇不甚了了的话，记住这一经典范例就可以了。 
　　理想的状态与尴尬的现实：中学语文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徐先生把鞭子抽在了老师身上。“中学教学的问题不是高考，而是老师的思维、观念。关键是语文老师缺乏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懂写作理论，也不会写作，更不会指导学生写作。另外，现在绝大部分中学老师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问题，他们急功近利”。 
　　人不能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语文教学的实施，脱离不了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文化语境，而中学语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却是徐先生或许不甚了解，或许有意无意疏忽了的。以我从切身体验中做出的判断，中学语文已经边缘化为一门弱势学科，中学语文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这是一个工具理性挤兑价值理性的时代。当科学跃为当代文化的霸主，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预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诗敌对”的判断，在当代生活中便愈来愈显现出其前瞻性和预见性。当科学“无所不能”的力量每日每时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与人生的一切问题的观点，便被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了。这也便是中学里普遍存在重理轻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深层动因。当科学的巨手一方面不断将自然的奥秘一个个解开，生命的神秘一点点破解时，一方面也在不断瓦解着古人千百年间营造的艺术魅力。压缩着艺术想象的空间，摧毁着诗意栖居的社会生态环境，有人感叹：文明像宰杀兔子一样宰杀了美，这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很难在课堂上贴近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的诗情画意了。以看待自然科学的眼光关注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受损害的自然是后者。 
　　这是一个画面图像冲击语言文字的时代。随着大量的信息交流不可逆转的由文本的阅读转化为图像的展示，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依靠形象而不是文字来和世界沟通了。枯坐书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恐怕即使在大学里也正渐行渐远，中学生哪能抵抗耳乱八音、目迷五色的感官诱惑。在手捧卡通漫画插图本毫不费力的轻松阅读中，对文字的崇敬、对语言的敏感就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这是一个强势语言驾临弱势语言的时代。当我为徐先生因为英语不过关没有当上教授而抱屈时，下一代人却十分功利地明白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的道理，家长们更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打算，恨不得在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开始用英语说话，用英语思考。这就难怪英语学习热经久不衰，并且催生出一种利润丰厚的英语经济了。社会价值导向的偏斜与学得和习得的认识误区，都使年轻人疏远了老祖宗的语言，汉语正成为一门弱势语言。 
　　这是一个大众阅读取代经典阅读的时代。年轻人对经典的日益疏离，对流行文化的热心追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经典文本所追求的思想内容的超越性、反思性、批判性，艺术形式的独创性、实验性、先锋性，以及充盈其间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神圣意识，在大众阅读中是统统被弃如敝履的。流行文化的“创作”过程仅仅是一种文化操作，而“鉴赏”过程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消费。不存在审美距离，也不需要凝神细观，快餐性、一次性的特点对语文教学带来的直接损害，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语言艺术诗性魅力的消解和对文学审美经验的淡化方面。 
　　以上所言，自然也不是什么新见，更不应该在徐先生面前班门弄斧，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说大学老师可以就上述情况心闲气定地从理论上进行文化研究的话，中学老师却要每时每刻直接应付其对语文教学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有心补救，无力回天，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挑战，中学老师回应的力量能有多大呢？ 
　　当中学老师不容易，当中学语文老师更不容易。 
　　在“中学老师不好当”这一点上，我与徐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其着眼点不同，所指就大不一样。如今各行各业都以“以人为本”标榜，可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却恰恰把从业者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忘记了。这也是历次针对中学语文发难时根本无视的一个问题。徐先生对中学语文老师厉声责骂，大加挞伐，你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你们既缺乏激情，又不能静下心来读书思考问题，洪洞县里无好人，索性用直白的话表达就是：你们这些教中学的教书匠，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啊？ 
　　许是在大学里自在惯了，有道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像徐先生这样骑马坐轿的，哪里体会得我等走路挑担的艰辛。现今的中学老师，一方面要承担繁重的工作负担，一方面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应对方方面面的挑战。请允许我现身说法，把我的工作量摆一摆，徐先生不妨与自己比较一下。我担任高二两个班语文，连同早晚自习、周六补课，周课时27节，加上升旗，教研组例会，学校例会，自己唯一能支配的只有一个星期天。我校又常常借作社会考场，老师参加监考，星期日被冲掉是常有的事。我担任教研组长、校刊主编，有些打杂的事。市里区里，隔三差五还有些社会活动，学校里一个萝卜一个坑，耽误的课是要补上的。且不说案头堆积的周记本、作文本、练习本，家常便饭的大考小考了。我的负担还在正常范围内，已觉终日碌碌，疲于奔命，年轻些的，往往还要再担任一个班主任，那工作就没有深浅了。 
　　平心而论，城市学校还是比较宽松的。生存条件也相对比较好些。如果将目光投向更为广大的农村中学，则更是等而下之了。最近《中国教育报》就“县中现象”，开展过一场持续讨论，其实个中之事，非个中之人，绝难体察。我在鄂西北一所山区中学工作了几十年，时至不久，都还在沿用“出大力，流大汗，瘦上几斤肉，也要把升学率搞上去”的学大寨口号，星期六属“法定”工作日，星期天才算补课。我担任前后十余届毕业班教学，夜夜7点到9点，是铁定的“坐班”时间。再说聘任制已普遍推行，所谓“末位淘汰制”就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这学期你的班人平均分比人家低个一分两分，下学年你就要掂量掂量你的饭碗了。请问在这种生存状态下，还有多少激情不会磨蚀，还有多少灵性不会泯灭，让人静下心来读书？思考问题，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比之高校藏书动则以百万计，有几所中学有一间像样的图书馆呢？我始终不明白当社会对应试教育口诛笔伐时，无一例外地都将同情心奉献给受苦受难的下一代，却唯独对在此辎重之下艰难度日的老师不仅视而不见，还要把这份罪名横加在他们头上。我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充其量苦个三年，一上大学，就算熬出头了，可是老师却要一年年一届届熬下去，直至退休。所以当徐先生不甘寂寞，亲自给中学生上课，固然是个进步，固然也可赢得几声喝彩，可是不要忘了，偶尔客串几节课是一回事，真要把两个班的担子压在肩上，要他在高考中“吹糠见米”，与平行班去比人均分有效分最高分及格率吻合率上线率是另一回事，连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么干下去更是另一回事。就好比说相声的，也能哼几句京腔，当真要他去挑大梁唱大戏，就难免不发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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