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阅读危机，呼唤阅读社会

　　关于“世界阅读日”媒体上公布了一系列数据：国民的读书热情和个人藏书量5年来持续走低，保持阅读习惯的“阅读人口”目前只占总人口的5%！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64本；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55本；美国的全民阅读计划正在进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50本。而就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规定来看，9年期间学生课外读书量达400万字，若按每本书十万字，9年间就是40本，平均每年每人读书不足5本。
　　接着就有出版业专家紧急呼吁，10年后，我们在哪里？在我国，有多少出版社思考了并且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近年出版界的好消息越来越少。2005年一项对几十家出版社的调查表明，库存量是当年销售量的两倍，超过一年的库存占60%，70%的出版社资不抵债。
　　出版界同仁大多忧心忡忡，不禁感叹“用心于文”的“心”散了，“钟情于书”的“情”移了：社会发展中的噪音和荧屏信息时代的冲击波，无时无刻不在挤压着纸质阅读的空间。作为阅读工具，纸质到网络的变化，是无可厚非的进步；作为文化载体，书本阅读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低迷使我们对民族文化之脉和民族精神之魂能否延续产生忧虑。
　　而不计其数的名为“读书”的中小学生严格地说不是在“读书”，是在应试，课内在应试，课外也在应试；严进宽出的大学校园内，大学生玩的是QQ、 Blog。本该是阅读生力军的他们，却为现行教育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所迫。“拯救阅读”，使人真正感受阅读之妙，油然生出阅读愿望，实在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没有现行体制的良性保证，要达到预期目标，很难。
　　阅读量和“阅读人口”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图书需求萎缩，反映到图书市场上就是教辅类、考试类书籍满天飞。若将中小学生为应试赶考，成人为应付职称、晋升、出国而去读教材教辅类书籍称作阅读的话，也是一种功利性阅读；那么出版社为求经济效益迎合此类需求，则可称为功利性出版。功利性出版还表现在热衷于出版个人或单位自费出版的图书，欧美出版界称之为“虚荣出版”，赚了几个小钱，却丧失了铸造品牌的时机。
　　近些年每年全国出版新书20万种，其中教材教辅超过70%，余下30%中不乏“虚荣”、“功利”之类，非功利性的图书寥寥无几。非功利性的图书往往是一些具有文化传承特性和品牌效应的畅销书，因短期内难以盈利，加之图书市场秩序不佳，不少出版社轻易不敢出或干脆不出。这样，就形成一个怪圈：读者找不到好书，好书找不到读者，久而久之，会不会连那5%的“阅读人口”都保不住？缺乏品牌图书的市场引领，也是阅读量和“阅读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是企业”的尴尬，使应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出版事业长期投入不足，使应由市场主导的出版产业长期发育不够。由此看来，没有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和扶持，没有对图书市场秩序的强有力的治理和整顿，出版业不可能占据主动地位，更不可能具备引领阅读的实力。(新华日报<陈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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