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3500字。象破理障自风流——古诗理趣闲谈
张锋
劝谕后生读书，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是常有的事。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医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照读”，都成为先人的教材，这是劝谕与激励；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式的训导，则是功利上的引诱。劝谕也好，训导也罢，尽管于文化一脉承递延续不无贡献，但众多士子而对手持戒尺一脸肃然的塾师，聆听其枯燥的说教，时间一久，恐怕只得强打精神，以至呵欠连天，其信息接收效果定会大打折扣。
不过，南采鸿儒朱熹劝导学生读书，自有其高招。“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此诗运用比喻，以如镜打开的“半亩方塘”比喻书卷，以因有“源头活水”使人看清塘中“天光云影”比喻读书令人明知是非。同时谈读书之道，朱诗要生动形象得多，学生在审美愉悦中明理，效果自然会好得多。
其实，以理入诗，借诗言理，倒非朱氏发明。唐人虞也南《咏蝉》“垂绥（ruú）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道出了只要才高德劭，声誉自远的道理；朱斌（说王之焕）、白居易也给我们留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鹊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佳句。
“说理”这一传统到了宋代，便大放异彩。欧阳修“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画眉鸟》）道自由可贵，亦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春江晚景》）言实践出真知。此外，“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等众多佳句又构成宋诗说理的奇观。由此可见，南宋诗歌评论家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一语颇值得斟酌。事实上，情可抒，理亦可涉。
宋人于自发，自觉中以诗言理，彰显了有别唐诗的美好追求和风采。唐人重神韵，求“韵外之致”；宋人尚趣味，浓思辩色彩。风格不同，本不分轩轾，不可褒扬。然而，“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于宋诗多有不敬之辞。其中将“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成，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视为宋诗又一缺陷。此前也有不即大家对此颇有微词。原来，北宋王朝有感于唐末潘镇割据的局面和五代中国纷争的惨痛，大力擢用文人，因治政之需，同时，要体现在唐人诗歌势力范围内另辟蹊径的努力，诗言理便成主潮。唐诗言情传统仅仅延续于被视为末技的词中。为方理而强力成诗，理性的雨露滋润不予形象的花朵，诗便成了无灵动性情的僵尸。“无欲自然心似水，有营何止事如毛”（赵师秀《呈蒋薛二友》）直露少咪，而“心安身自安，身安定自宽”（邵雍《心安吟》）索然无味，“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心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颢《偶成》）则几近打油诗。言理却乏具体可感的形象，仅作理语，诗歌必须缺乏理趣。换言之，“理”遮蔽了“趣”，有障无味。难怪明人胡应麟如是说道：“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诗薮》）
宋代不少诗人的每这一痼疾在前人诗作中早已有之。东晋玄言诗虽追求“神超形越”的精神境界，但以老庄玄学和佛教，哲理入诗，往往坠入“理障”。“仲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孙绰《答许询》）几乎不成其诗。“理过其辞，谈乎寡味”（《钟嵘《诗品序》》）。
无论抒发性情，还是言谈道理，诗歌无“象”，便无诗趣。陶渊明谢灵运的不少诗作常常表现“玄旨”，但因诉诸物象，读来颇有滋味。“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久在樊笼里，复归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以村落、炊烟、犬吠、鸡鸣构成的景象，表达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自由的向往，同时也说明心灵自由的可贵。清人刘熙载《艺概》云：“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沈德潜于《古诗源》中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论》诗云：“理语入诗，而不觉其腐，全在骨高。”所谓“腐”，指诗无“象”坠入“理障”；所谓“骨高”，指诗有“象”而生“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