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500字。
爱情的千古绝响
东县惠东中学　 郎杰
——《孔雀东南飞》的价值阐释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乐府体的叙事长诗，描述的是汉末建安年代发生的一个婚姻爱情悲剧故事。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婚姻爱情悲剧作品不可谓少，然而这首诗却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在文学史上卓尔不群，特立独行，堪称封建时代爱情的千古绝响，在艺术和文化史上闪耀着异彩。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悲剧的故事结构：焦仲卿和刘兰芝本是一对感情笃厚的夫妻。在以家庭为本位而不是以爱情为本位，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下，被动结合的夫妻在婚后能产生深厚爱情，本是难得的，倍加值得珍惜。可不幸的厄运偏偏降临到他们身上：焦母嫌恶儿媳，强迫夫妇分离。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里，焦、刘夫妇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礼教强大(焦母在此即是礼的代表，她的意志对焦刘夫妇具有绝对权威，不从即为不孝，而不孝是严重违犯礼教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他们只有顺从才能保全自身；另一方面，两人感情之深厚又使得他们难以分离。面对这种困境，他们试图谋求妥协。焦仲卿在表面上暂时服从了焦母意志，护送刘兰芝回娘家。需要指出的是，妥协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全爱情和婚姻的一种策略，寄希望于焦母能回心转意。他们对未来仍抱有一线希望，所以采取暂避锋芒，延时待变的策略。这突出体现在即将分别之际，夫妻俩车中话别，互相鼓励并坚定了维护爱情的信念。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刘兰芝说服了母亲站在自己一边，成功抵制了县令公子的求婚。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兄长的逼迫，情势急转而下，他们的　　　　爱情再次遭到礼教逼迫而陷于绝境。刘兰芝如若再坚持己见，将面临无处存身的的境地，生存已面临大威胁，而自己抗礼坚守的与焦仲卿的爱情又希望渺茫，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被迫应允了太守公子的求婚。可这又绝非她所情愿，被迫应允徒增悲苦。她在黄昏走出家门独自悲泣，恰好遇到风闻变故而来的丈夫。焦仲卿悲苦、愤激的指责更让刘兰芝恸心。情势至此，他们的婚姻爱情已万难保全，毁灭已不可避免。但是让婚姻被活活拆散而灭亡，还是让爱情在自身毁灭中获得永生，夫妻俩选择了后者。一个在新婚夜“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实体毁灭了，爱情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为了深刻揭示出(孔雀东南飞)这个爱情悲剧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分析白娘子和许仙、杜十娘和李甲、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中得到启示。把这三个爱情悲剧故事进行类比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并归纳出它们的一般模式：首先，婚姻的主体双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是真挚的、深厚的。但这种爱情却为礼教所不容；遭其迫害(在故事中礼教逼迫具体体现为礼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长者意志)，爱情面临威胁。在礼教的逼迫下，爱情婚姻双方占支配地位的一方(往往是男性，在封建男权社会里也只可能是男性)向礼教 (长者、尊者)妥协、屈服。结局是礼教的权威得以维护，个体的名利、地位得以保全；而爱情的被动一方(往往是女性、弱者)被抛弃，并往往以生命的付出为爱情作悲剧性的注脚。这种牺牲女性、毁灭爱情、保存礼教的悲剧
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爱情悲剧的常态模式。
追究这种悲剧模式，它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一是封建礼教与爱情追求的不可调和性。礼教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要维护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同时又规范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礼教往往同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有暴力作后盾，具有强制性和
不可违抗。它维护特定阶层的利益，维持已有的人伦秩序，因而具有保守性、稳定性。而礼教在现实中往往又体现为长者、尊者的自由意志，所以它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荒谬性。婚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自然会被纳入礼制控制下，封建婚姻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家族延续；而婚配对象的选择是出于利益考虑，是家族间利益的结合。古代婚姻不需要爱情，也排斥爱情。可爱情是人的一种原欲，人对爱情的渴望是无法消灭的。爱情又具有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