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大叔其人——《药》中刽子手形象的分析

　　鲁迅小说《药》中关于康大叔的形象分析，无论在新教材还是老教材都一直沿用扁平人物的分析结论：刽子手的形象和封建统治爪牙的身份。
　　与新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第５０、５１页：康大叔是“一个凶残、蛮横的刽子手形象”，“杀害革命者，还用革命者的鲜血换钱；在群众面前，目空一切，肆无忌惮，大叫大嚷，急于表功”。
　　旧教材的高级中学语文第三册（必修）《教学参考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２版）第１２７页：“康大叔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群众的工具，凶暴、残忍、贪婪、无耻。他以杀人为职业，以买人血馒头为‘专利’，毫不知耻，更不知罪。他对群众蛮横凶恶；对革命极端仇恨。是个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刽子手”。
　　康大叔的形象是否就是这样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形象呢？是否鲁迅在塑造了华老拴、花白胡子等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的同时再勾勒出一个更为反动的人物形象呢？
　　笔者认为，鲁迅在《药》中塑造康大叔的形象并非简单的作为一个刽子手、一个封建反动统治者的爪牙形象出现，仅供反面材料以作批判之用。康大叔这一人物形象在本质上与华老拴、花白胡子等麻木不仁的民众一样，皆属于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只是这一看客形象属于另一类看客，是作为华老拴、花白胡子等麻木不仁看客的补充，也正是这一看客形象的存在，进一步深化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的文章主旨，才使这部具有“象征叙述”特质的小说有了较高层次的象征意义。
　　康大叔作为看客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
　　其一，从康大叔的职业身份来看，他是一职业刽子手，而这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充当的角色意义，他“凶暴、残忍、无耻”，如果是“花白胡子”或“二十多岁的人”是这一职业，同样也会有如此的性格特征，康大叔只不过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符号中一较为特殊的人物符号而已；另一方面，从小说中康大叔的言行来看，这一职业身份的人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同属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会买人血馒头，赚得“泯灭良知”的钱，而这一点与华老拴买人血馒头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麻木无知，愚昧残忍的体现；他会嫉妒，管牢的红眼睛阿义连剥下来的衣服拿去；他会感叹“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这些语言行为也都得到了茶馆里其他人的认同。由此可见，康大叔与茶馆里的其他人在对夏瑜被杀的事件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从另一角度作了补充性质的叙述。
　　其二，从茶馆民众的叙述话语来看，他们在小说中充当的角色意义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放映民众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国民心态，小说对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壁角的驼背以及华老拴、华大妈等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客观描述呈现出了先觉者（夏瑜）自身行为价值和最终命运的悲剧性。同时，通过对茶馆里这些人物的客观描述，康大叔言行中所体现出来先觉者（夏瑜）的悲剧意义被进一步强化。从小说内容来看，康大叔是夏瑜悲剧故事的叙述者，茶馆里的民众则是这一悲剧故事的倾听者。从夏瑜故事角度来说，叙述者与倾听者在本质上都属于小说悲剧的参与者，这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言“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的意义所在。
　　其三，“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是隐寓在文本背后的主人公夏瑜唯一呈现故事叙述层面的话语信息，这一话语信息则提供了以下的文本意义：“我们”是指包括红眼睛阿义在内的所有人物；而康大叔与红眼睛阿义属于同一类别的人物，康大叔也包含在“我们”的范畴之例；如果说夏瑜的牺牲是为了茶馆里的老拴们，同样也是为了红眼睛阿义和康大叔们。革命者的“悲哀”不仅仅在于民众的麻木不仁，更在于“一个关于牺牲意义的线索：在肉体受虐待的高度痛苦中怜悯别人，显然是从基督受难的例子所得到的启发”（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６２页）。因此，康大叔、红眼睛阿义与华老拴们同属于这一被怜悯的“别人”，皆属于鲁迅所言的看客范畴，只是这一看客的叙述角色不同而已。
　　其四，“看客”是鲁迅作品中一个内涵极为复杂丰富的叙述符号，从《狂人日记》《孔已己》《祝福》《长明灯》《药》等小说到《藤野先生》等散文及其《呐喊　自序》《娜拉走后怎样》等杂文都涉及到这一符号人物，其范围涉及到各个层面。我们从小说《药》中人物角色的构成来看，可以将康大叔归类为看客中的一类。如果说华老拴、华大妈：愚昧无知的看客，茶馆里的人物：麻木不仁的看客，那么还有红眼睛阿义、康大叔和夏三爷等：残忍蛮横的看客，当然还有夏四奶奶这一不忍将之归为看客却具看客要素的小说人物。“看客”这一符号人物在鲁迅的笔下是具有广泛含义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符号人物在《药》这部被称为鲁迅“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李欧梵语）中是具有极为广泛的涵盖面，其囊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各类人物，这点就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说的：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康大叔这一与华老拴们不同类看客形象也就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
　　其五，《药》的主旨一般是将其归纳为“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教师教学用书》第５３页），那么，群众的愚昧究竟表现在哪里？革命者的悲哀又体现在何处？是不是买卖人血馒头、乌鸦的飞去就是“群众的愚昧”？是不是夏瑜对红眼睛阿义的劝说、茶馆里民众的议论就是“革命者的悲哀”？福吉尼亚•伍尔夫说：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什么事情或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与作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者意义就必然难以掌握。鲁迅所说的“悲哀”和“愚昧”绝不局限在上文所说的内容，从更广泛内容和更深层意义角度的解读来看，是“希望与绝望两个命题的相互纠结、渗透、否定的动态发展构成了鲁迅《呐喊》（与《彷徨》）最基本的心理内容”（钱理群《名著重读》第６页）“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着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表达的正是个体面对人生的态度。而《呐喊》、《彷徨》的诞生过程恰恰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客观化过程”。（汪晖《反抗绝望》第１９０页），所以，《药》当中的“悲哀”和“愚昧”，我们更愿意理解为是对民族命运、国民命运的思考的基点。那么，对康大叔人物形象的理解，将其归为“看客”这一范畴则更有利于我们对文章主旨的体认和理解。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卷第２３６页）中说：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它的成员的灵魂分裂是以各种不同的形状来表现的，因为这种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里。
　　所以，在对康大叔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上，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将其归类为“看客”的形象，赋予其更丰富的人物内涵，而不是只将他作为一个扁平人物形象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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