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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由家庭事件转化为社会事件的解读
   《孔雀东南飞》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不少形象都栩栩如生。在塑造这些形象时，诗歌特别注意通过语言来构建人物的个性，又通过性格的冲突与变化来反映现实、揭示主题。一般说来，诗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两类形象及其矛盾斗争。
   一是正面的，刘兰芝，温柔、善良、孝顺、体贴、知书识礼，有容止，果敢坚强，忠贞爱情。其夫焦仲卿，忠于爱情，但优柔寡断，缺乏抗争，充满矛盾，最后充满反抗的精神。另一类是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势力，他们专横、武断、暴戾。
    但是事实上，上面的说法值得推敲。在具体的矛盾展示上，诗歌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转化，使其在时间的流程上呈现一种文学的真实生态，（也是美的悲剧的真实生态）从而使文本的解释有了迹象可寻。
    我以为，本诗的可贵之处在于焦仲卿性格的塑造与刻画，对本诗主题的阐发和对刘兰芝的悲剧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矛盾的展示上，焦仲卿、焦母和刘兰芝三方分别构成一个三角矛盾互动体，他们的变动展示了极其微妙的关系变化。下面试述之。
    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冲突中，焦仲卿实际上是一个不定因素。正因为如此，焦母的骄横才得到展现，而刘兰芝的从容镇定，坚强与果毅也因而有了一个展示的时间与空间的平台。如果焦仲卿完全执行母亲的意志，那么刘兰芝的个性便无以展现，而她的愤恨的性格与情绪则有可能得到不适度的夸张，从而掩盖了蕴藏在她身上种种美好的品格。换方向而言，则焦母的专横与暴戾亦无从揭示，那么，这场“离别”就自然只能是一场至多是再寻常不过的“休妻”事件了。
    看似简单的事件，必有深刻的原因。这中间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转变，并酿造出摧折人心的悲剧。开始，矛盾其实并不具备实质性的剧烈。在游移于妻子与母亲两端的“平衡”持握之中，焦仲卿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这使得矛盾的展示其实仍在焦母与刘兰芝之间，因而这场“婚变”在一开始还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至多不过的婆媳之间的“纠纷”。 
 但事情的关键是，在婆媳矛盾激化时，焦仲卿继续扮演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对于母亲 ，他的劝阻的力度极为有限，而对自己的妻子，则没有任何挽留的行动，于是刘兰芝被“遣送”回家了。虽然在分别的时候两人还达成了“誓卿不相负”的私下约定，但这种不离弃的约定并不具有世俗的约束力，并不可避免地要与后者发生冲突。于是，刘兰芝的独自回家被理解为遭到了男人的抛弃。这是长期以来的社会约定。刘兰芝的行为便被理解为对这一社会性约定的认同。结果悲剧越陷越深，由个人能够把握而变得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了。这样，原本于婆媳之间的一场纷争的家庭内部的矛盾因为媳妇私自回家，因为符合世俗有关遗弃的约定而被看成是一场“婚变”。至此，这种矛盾已经很少有了回旋的余地了，（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刘兰芝“且暂回家”就被置换成了“休妻”事件。这是刘兰芝所始料未及的。
    所以事情的发展便不以刘兰芝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进行着。即使刘兰芝为自己极力的申辩，（“府吏见叮咛，结誓不离别。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即使有阿母的真诚辩白，（“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和令郎君？”）甚至有坚决的“推辞”，（“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但事情的发展还是继续朝着刘兰芝不能左右的情形向前发展着。我们看到，媒人川流不息，说客三五而至，事情至此，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