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教育媚俗进行到底

　　中国的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相当一部分的教育阵地，放弃了自己相当一部分的教育责任，根据短扳效应，学校教育不管水平再高，也必须受到木桶最短的那块板子的制约，于是，教育必须媚家长之俗。
　　教师在家长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只是一个表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校长到学生家里家访而被家长杀害，因为教师批评了没有做作业的孩子而被家长打死只是一个特例，但是这些现象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中国教师地位正在以加速度飞速下滑这个不争的事实，而教师的地位下滑，背后隐藏的就是教育的崇高性及其传承文化、引人向善的神圣使命正在被社会嘲弄！
　　4，教育媚学生之俗
　　以马库塞（H•Marcuse）和哈伯马斯（J•Habermas）为先后代表的意识形态决定论派，偏重于从消费性意识形态角度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制度的“非人性”和瓦解革命斗志性。……（他们认为）个人都变成了纯商品消费者，而非具有革命意识的批判者和富有思想的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这种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实则成了商品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教育个性化的思想。
　　教育个性化思潮曾经在世界各国盛极一时。但是值得玩味的却是:：日本对教育个性化思潮十分感兴趣，甚至在该国教育部门颁发的多个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支持教育个性化，但是，美国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个性化却持谨慎态度，在多个文件中指出，美国的学生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种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换而言之，美国学生更需要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
　　不知道中国的学生在个性和共性上哪一点更加缺乏，但是教育的个性理论在中国却是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并不健全的媒体在这一点上也进行了大量的负面宣传。于是，学生争以“个性”为标竿，以“不走寻常路”相标榜。
　　而在教育上，我们也在不自觉地向学生的“个性”靠拢。
　　在上世纪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促进了那种鼓励以庸人态度对待知识的教学理论的繁荣。如今，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理论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它对普适标准的怀疑，通过批评以普遍标准为基础的评估体系，在学校里被再次接受。一些后现代教育家提出，知识本身——理性和客观性——仅仅是男性的偏见。……这些有影响的批评家呼吁承认“私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以取代“教育知识”（educational knowledge）。他们提出，“每个人都拥有私人知识，这些知识是有效的，而且没有办法对它们加以划分”。
　　就如这一潮流的一个批评家提出的：“重新将知识定义为儿童的主观经历，包含着重心从教育者转向学习者的转变。”对儿童的特殊经历的颂扬在学校教科书中得到系统的贯彻，联系现实是教科书的主导风气。看起来儿童不必面对对他们的经验来说陌生的形象和观念。在象历史和文学这样的科目中，传统故事被建设性地“当代化”，以便帮助孩子理解他们。
　　但是私人知识确切地指什么？它是儿童通过他们地个人经验所学到的东西。……这类私人知识提供给儿童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洞见，但是不能提供那种使他们能怀疑、用概念思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提高智力的教育。将“私人知识”等同于“教育知识”，未能对儿童的任意经历与发展他们潜能的系统努力做出区分。
　　由此可见，“私人知识”概念的提出，其实否定了知识自身存在的难度和对学生的陌生性。当学生发现自己5岁时候的一段经历的地位不比解答难题低甚至还高于它的时候，其背后掩藏的谜底就不仅仅是知识贬职的问题了。
　　在伪民主风气和片面爱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教师被迫无原则地承认每个学生的优秀，而不论这种优秀是否与其成长有密切联系，在“创新教育”大旗的感召下，教育和文化活动试图向潜在的顾客保证“我们都具有创造性”和“我们都与众不同”，似乎创造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性。……无疑，赞扬和鼓励之词有助于激发人们从事新的探索。但当赞扬和鼓励被制度化，用陈词滥调填塞给人们时，它们的效果是使人们不再投身于考验之中。承认每个人都能追求个人的创造性，与宣称我们都具有创造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加区分地贴上“创造性”的标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功包含着艰苦的工作、痛苦的遭遇以及个人的进步。创造性并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受到激励、艰苦努力的结果。
　　而在这种媚俗中已经越来越飘飘然的中国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已经被减弱到了可笑和可怕的地步。近年来，中小学甚至大学频出的学生自杀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对学生媚俗的教育原则直接接出的恶果！
　　当教育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和阵地，成为体制的奴隶、专家的信徒、家长的替身、学生的弄臣的时候，教育丧失的，已经不仅是斯文了。于是，我不禁想问：
　　所有的问题，最后归结到一个焦点上：我们的教育究竟是怎么样的？
　　爱心教育是否只是一个迷人的谎言，用以蛊惑充满期望的家长学生和刚走上工作岗位，迫切想寻找教育的捷径的年轻教师？
　　民主教育是否只是新的教育均田主义？让每个人都有“我的意见受到重视”的感觉其实根本不可能？这种民主神话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破灭，和西方民主选举投票率越来越低一样？
　　“成功教育”是否只是一个教育的商业广告，在明知学生踏上社会将会遭受更大挫折的同时为在校的学生虚构一个没有失败没有痛苦没有挫折感的乌托邦？
　　“互动教学”是否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综艺表演，用每个人的参与的数量优势来代替本应该创造的质量高度，以表面的热闹掩盖实质的苍白和智力水平的低下，从而对真正的精英进行扼杀？
　　“学生主体”是否只是教师推卸引导责任的一个托词？“学生”这个词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既使这个名词既具有诱惑性，也让我看到了其不可回避的悖论。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在致力于提高学生，乃至于全体国民素质，还是在屈尊降贵，放弃立场，极尽媚俗之能事？
　　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将教育媚俗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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