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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政治人格初探                    左右
屈原“事君而不贰”，却为君主所“远迁”，他“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最后自沉汩罗，实践了其“伏清白以死直”的政治誓言。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他“竭忠诚以事君”，又何故会“自令放为”呢？
笔者以为，要完整回答这一问题，从传统政治文化和屈原的政治人格两方面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所谓政治人格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内化入社会个体人格系统中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政治准则等诸要素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中诸要素的关系状态直接决定该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风貌。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政治人格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甚密，一方面，传统政治文化为人们的政治人格建构提供了既存的价值和规范；另一方面，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又有赖于在其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人格这一载体的稳定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与“势”的合作与斗争始终存在①，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建立在对古代知识分子政治人格的研究这一基础之上。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以“道”为己任，自觉内化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加强自身修养，进而形成其超越于“势”之上的政治人格，而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正是以此为契机获得自己理想的传承载体的。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元型，屈原的政治人格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因此，以“楚辞”为材料，对其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政治准则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管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政治人格之一斑，而且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其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积淀而表现出的巨大历史张力的认识和知识分子稳定的政治人格对传统政治文化不断延续的重大价值的理解。
因此，可以说，研究屈原的政治人格能收到“一箭三雕”之效。一对屈原政治人格的初步考察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一部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凄厉哀怨的笔调，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由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交织而成的严肃的政治——文学作品。除了能给人以巨大的审美享受外，“楚辞”还向人们充分地展示了屈原的政治个性，因而成为我们研究屈原政治人格的理想材料。
（一）屈原的政治人格是建构在传统政治文化深层心理积淀的基础之上的。春秋中期，礼制的思想逐渐在楚国产生形成，楚庄王以后，楚国开始大规模地吸收中原文化和礼制思想，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也日益形成。②时至春秋末期，楚国已经以诗、书、礼、乐之邦自居，而且其贵族也已经精通了诗、书、礼、乐。③诗、书、礼、乐中所蕴藏的夏、商、周文化精神与楚国的贵族政治有着一种相得益彰的互利效应，因此，便成为当时贵族知识分子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诸如“社稷至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