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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精神分析——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
作为祭品的血
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在本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在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的暗示：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菁华和本原。“吃人血馒头”即是以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如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
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的确，如果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医术有时近乎巫术。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注：参阅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见：《周作人文远》，第1卷（钟叔河编，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注：参阅周作人：《论女裤》、《上下身》，见：《周作人文选》，第1卷。）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仪式的残余。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
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注：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作为国民精神启蒙之工具的小说有“熏、浸、刺、提”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基本上与中医的疗法类似。“治疗”与“启蒙”在这里有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