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

　　百度“1927年”，你会看见当年7月的大事记：
　　3日 台湾爆发了“第一次中坜事件”。
　　13日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
　　14日宋庆龄声明脱离武汉政府。
　　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
　　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5日 日本首相上奏日皇“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满蒙、中国和世界。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竟然是一个与国际国内大事平起平坐的历史事件。
　　语文老师们在执教《荷塘月色》时，自然是不敢忽略“1927”这个时代背景的。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漩涡，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当时就生活在北平这一漩涡中心的人。
　　于是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时代”就成了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注脚。数十年来，语文老师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孙绍振先生在《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在这种社会学的政治视角之外，还应有伦理学的人性视角，认为朱自清独自漫步月下荷塘，是为了感受“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以及“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
　　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很认同。不过，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同时，在此之外，我还有另外的发现。
　　一
　　首先还是说说时代。
　　大多数语文老师对于朱自清既不选择“革命”也不选择“反革命”而是逃到国学的象牙塔里的这种“惶惶然”，一般都是用朱自清自己的这段话来进行诠释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封信》）
　　多一些阅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朱自清的“什么也没有明白”，其实是再“明白”不过。
　　在《那里走》一文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
　　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1928年2月7日作，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看，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朱自清。他十分清楚各种利害关系，并十分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的签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所以，朱自清固然难以逃离时代的漩涡，但在重大选择面前，他从未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他心里“颇不宁静”，绝非仅仅时代的原因。
　　而且，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对此，孙绍振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是更深入的诠释：“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然而却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文本解读关键是对人的理解，而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往往把个性抽象化，把文章最生动、最深刻的地方遮蔽住了。一是用社会背景去遮蔽，二是用作者整个的人格去遮蔽。其实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创新，每一篇经典的作品都有作者自我的一次提升。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小时。在诗歌中，甚至就是一秒钟，自我情绪的一个眨眼间的转换。……贴近自我不等于贴近这个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等于贴近他概括的人格，不是的，有时仅仅是贴近他瞬间变化的心灵。”（李节《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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