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
作者:不详 时间:2016/1/11 9:09:06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3877
所以，要真正理解朱自清“这几天”的“颇不宁静”，还要警惕着，与社会背景保持适当的距离，与朱自清的整体人格保持适当的距离。
二
再说说自由。
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时为何要独自漫步于月下荷塘？“自由”当然是最大的理由。
这种自由，就是退出一切角色，在独处中邂逅自己的灵魂。
首先是退出社会的角色。“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可以不动手——白天里一切的案头事务，此刻都可以不理；可以不动口——白天里一切需要敷衍应酬的话语，此刻也不必挖空心思应对；甚至可以不动脑——什么都可以不想（当然，也有“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
而白天，倘与生人相处，“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沉默》）
其次是退出家庭的角色。即孙绍振先生所说的“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
朱自清在《沉默》中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朱自清称这种美好的境界为“无言之美”。
然而，朱自清拥有怎样一个家庭呢？我们来看他在《儿女》一文中的描述和感慨：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1928年6月24日晚写于北京清华园的《儿女》，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这让我很容易地就联想到了卢梭。
卢梭假想了一个“爱弥儿”，讲述了爱弥儿从出生到20岁的成长和教育历程，却亲手将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他在《忏悔录》中说：“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逻辑，你很难理解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无奈还是客观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天赋之才的人，往往更注重自我的生命完成和价值实现，对他们而言，家庭，孩子，往往是拖累，是束缚，甚至是障碍。所以他们的人生，往往无法以庸常的道德观或价值观来衡量。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养育后代，而是为了实现自己。
或许我们还记得这段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
“放羊。”
“放羊为了什么？”
“挣钱。”
“挣了钱呢？”
“娶媳妇。”
“娶了媳妇呢？”
“生娃。”
“生了娃，让他干什么？”
“放羊。”
……
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而且，非如此难以为安。所以许多西方名人独身终老，或者即使有孩子也不尽抚养义务。
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选择时更自由更有勇气。但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结果往往就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常，或者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像梁启超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十分鲜见的），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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